孫過庭美學思想之論書法創(chuàng)作



     在書法創(chuàng)作上，孫過庭認為應當處理好乖與合、心與手、學與能、有法與無法的關系。

    在乖與合的關系上，他主張追求“五合"而力避“五乖”。他說：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彤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fā)，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yōu)劣互差。

    五合之中，既涉及到主觀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到客觀方面的因素。在孫氏看來，只有達到主客觀的融合與統(tǒng)一，才能創(chuàng)作出好的作品來�！拔搴稀睆娬{的是進行書法創(chuàng)作應當具備的主客觀條件，而“五乖”則指出了進行書法創(chuàng)作的不利條件。在書法創(chuàng)作的主客觀條件中，其中主要是精神狀態(tài)的準備，所謂“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這是孫過庭對書法認識的深化。在孫氏以前，雖然也有對書法創(chuàng)作上主觀條件的強調，如王羲之在《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后》中說：“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先，然后作字”。但更多地是對創(chuàng)作客觀條件的強調，如王僧虔在《論書》中說：“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孫過庭在全面分析創(chuàng)作主客觀因素的基礎上，看重的是書法藝術創(chuàng)造的基本規(guī)律：主客觀的交融與統(tǒng)一。在此前提下，孫氏以為創(chuàng)作者的精神準備在諸種條件中是最為重要的，這一點合乎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特征，也體現(xiàn)出孫氏對書法創(chuàng)作的認識超越了前人。啟功先生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怎么樣寫適合自己的習慣，這只有個人的習慣問題，沒有絕對的標準，一定得用什么樣的紙，什么樣的筆，什么樣的墨，硯臺更不用說了。所以我覺得所謂四寶，沒有一個絕對的好壞標準，只要你使得習慣，寫起來特別有精神的那一種，就是最好的。”盡管啟功先生主要是從文房四寶來談書法的，但字里行間卻流露出對創(chuàng)作者精神的重視。對于“五乖五合”說，鄭曉華先生給予高度評價：“在孫過庭以前，書家對書法創(chuàng)作心理、環(huán)境及其他‘外圍’因素的關注和探討并不少見，但沒有這樣系統(tǒng)而全面。孫過庭此說提出之后，歷代論者再無置喙者，足見其思想深刻并富有概括力。"

    在心與手的關系上，孫過庭繼承了前人關于心手相應的理論，強調心手合一，心手雙暢。他多次談到心手問題：

    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yōu)，心手雙暢。

    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guī)．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

    心不厭精，手不忘熟。

    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窺于眾術，斷可極于所詣矣。

    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鐘張而尚工。

    孫過庭認為，在書法創(chuàng)作上要使手能準確地表現(xiàn)心，就需要在長期涵養(yǎng)之后的妙契神悟。書法不僅是“形學’’，更是“心學"，不僅要察究自然，妙悟自然，更要融入自然，師法自然，使自然“人化"，從“人化的自然"中見出人的本質力量來，并通過書法予以表現(xiàn)，正所謂“同自然之妙有"。在孫氏看來，高妙的書法作品應該如自然那樣妙用天成，不勞人力。然而，孫過庭又認為，書法不能忽視工巧。悟出于心，巧形于手，雖有悟而無巧，心手相分，神不能統(tǒng)手，手不能出心，則心手必難雙暢。惟智巧兼優(yōu)，方能心手雙暢。在這里，孫氏提出的妙悟與人工并重的思想，在中國美學史上具有一定價值。中國美學強調妙悟，但并不排斥人工。明代謝榛說：“一速而簡切，一遲而流暢。其悟如池中見月，清影可掬。若益之以勤，如大海息波，則天光無際。悟不可恃，勤不可間。悟以見心，勤以盡力。"

    至于書法創(chuàng)作的具體方法，孫過庭提出了“四法”，他說：

    今撰執(zhí)、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zhí)，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瑕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

    對于這四種基本的創(chuàng)作方法，宋曹在《書法約言》中以問答形式予以進一步解釋：“客謂射陵子曰：‘作書之法有所謂執(zhí)，可得聞乎?’射陵子曰：‘非深淺得宜、長短咸適之謂乎。’曰：‘其次謂使，可得聞乎?’曰：‘非縱橫不亂、牽掣不拘之謂乎�！�曰：‘次謂轉，可得聞乎?’曰：‘非鉤繯不乖、盤紆相屬之謂乎�！�曰：‘次謂用，可得聞乎?’曰：‘非一點分向背，一畫辨起伏之謂乎�！眻�(zhí)、使、轉、用的真正內涵到底是什么，因孫過庭未詳加說明，后人難以確解。然就孫過庭自己簡單的說明來看，他的“四法’’涉及到了執(zhí)筆、運筆、結體和章法等內容。孫過庭認為，要創(chuàng)作出好的作品，必當經過“三時三變”的學習過程。他以為初學書法宜求平正，進而須求險怪奇絕，最后復歸平正，通過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三步曲，便能達到藝術的化境，也就是“人書俱老"的境界。孫氏強調年輕時要走平正之路，老老實實，無望速成，不慕奇險，所謂思通楷則，學入法度。然能入法亦應能出法，法度是通向書法藝術宮殿的臺階，但非終極，因而孫氏提出“務追險絕”的學習道路，就是為入法度而不為法度所拘。但在縱橫變化之后，又要歸于平正。這和開始時的平正迥然有別，開始之平正是法則上的平正，而險絕之后的平正則是一種平淡，是一種絢爛之極所達到的平淡。這種理論也被后人廣泛地運用于其他藝術批評，如蘇東坡曾說過：“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燦，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于此�！�(蘇軾《與二郎侄》)蘇軾所謂的“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正與孫過庭“既能險絕，復歸平正”的審美理想一致。清代鄭燮也有類似說法：“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鄭板橋《題畫詩》)

    書法創(chuàng)作離不開書家的積學和悟性。孫過庭指出，書家應通過自身的不斷學習達到對藝術的徹悟，他認為“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實為自己的甘苦之言。他曾說：

    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鐘、張之余烈，挹羲、獻之前規(guī)，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問臨池之志。

    可見其本人對書法下過極深的功夫。他主張通過摹擬而學習古人，以為。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要求首先能達到與古人相似，否則的話，“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鐘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他以為書法藝術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須經歷一個臨摹鉆研的過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