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國維的故鄉(xiāng)浙江海寧的《海寧日報》“潮鄉(xiāng)”文藝副刊上，刊出了先生的一位后代鄉(xiāng)人撰寫的《王國維投湖新釋》一文，說是王國維之死是讓羅振玉逼債造成的。自然，“逼債說”在國內外探究王國維死因中已屬“舊說”而非“新釋”，先生的這位鄉(xiāng)人只不過是孤陋寡聞罷了。但接著文中又歷數(shù)羅的“罪狀”，硬是把另一樁公案扯了出來，那就是當時轟動世界考古界的《殷虛書契考釋》一文，說此文乃王國維所作，羅是花錢掠其美。自然，這也是陳年舊事。但值得重視的問題，那就是這樁公案的誘發(fā)，是由王國維的幾個弟子提出來的。我們知道，王是國學大師，招弟子必然是高眼選秀，作為王的弟子，他們首先必須要具備比一般學人有更深的基礎學問功底，然后方可去做先生的學生，再去研究大學問。然而，為什么他們在王、羅先后謝世后，會突然又提出這個問題來呢？其實，這才是此類舊事引發(fā)我們新思考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有著五千年文明傳承，但就在這傳承中，卻滲透著年復一年地遺留下來的一種文化的負面效應，即“門戶之見”。關于《殷虛書契考釋》究竟是王還是羅的作品之爭，其實正是學術界“門戶之見”的產(chǎn)物。

關于《殷虛書契考釋》究竟為誰所作。除了王氏的傳承弟子，另一位國學權威傅斯年先生竟也說，是羅振玉出資５００元向王國維買了此文。好在學術研究畢竟要以科學性邏輯性取勝，這之后，與羅振玉交往數(shù)１０年的吳興學者徐森曾說過，“以文字議，羅勝于王也”。這是可信的，因為我們知道《殷虛書契考釋》其實是文字詮釋，此乃羅的擅長，而王是考史的，“很少為詮釋文字而詮釋”，他一生“真正釋字僅十幾個”甲骨文?陳夢家語　。當然，他識的這十幾個字，卻引出了重大發(fā)現(xiàn)，特別是對古代禮制的認識，可謂貢獻巨大，這也是事實。但詮釋文字，并非王的強項，這是不可更改的事實。“甲骨四堂”之一“彥堂”董作賓，在他的《甲骨學五十年》的歷史性總結中，就否認了羅曾用錢買王文這樁事。接著，陳夢家也認定《殷虛書契考釋》確為羅氏所作，認為王氏在代羅氏抄錄時，對個別文字句子作了小小的改動，內容卻沒有增刪。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張舜徽閱讀了羅振玉的“早期寫作”，特別是“讀了《讀碑小箋》、《存拙齋札疏》、《眼學偶得》、《五史校議》、《面城粗舍集文甲乙編》諸書以后，深深感到他的學問根底深厚，業(yè)務的修養(yǎng)在他青年時期已經(jīng)很成熟了。經(jīng)過他的不斷努力，在古文字的研究上作出了成績，所以《殷虛書契考釋》一書能成于他的手，這是極其自然的事，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保ā锻鯂�維學術研究論集》?一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之后，崛起于甲骨學領域的大家胡厚宣先生曾專門在《社會科學戰(zhàn)線》（１９８４年第４期）上寫了《關于＜殷虛書契考釋＞的寫作問題》一文。胡先生采用比較統(tǒng)計的方法，又找出了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那就是在《殷虛書契待問編》雪堂?即羅振玉　補注本中，羅氏在該書書眉上有多處親筆批注：“系王釋”或“王說”，或單標明一個“王”字，全書計有２０處�？�，凡王國維所校訂補注的，羅氏后來在補注文中增加上去的，每一處均注明是來源于王，這樣嚴謹?shù)膶W術學風，何來掠人之美之嫌？這與當今一些名校的名教授也涉嫌抄襲相比，就更令人敬佩了。然而，專門搞文字考史研究的學者，或者說是承繼王氏之學的高材生們，難道真會對這些資料未聞未見，或者是見而不視、視而不研嗎？這無論從學問上邏輯上恐怕都是講不通的吧，因為廣泛收集資料是學術準備的必要前提。為此，這類“疏漏”唯一能使我們想到的，就是那種中國學術史上遺傳下來的“門戶之見”的痼疾。好象自己的老?導　師在某一領域了不起，就應該樣樣了不起，這也正如某人贊美孔子的：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無有孔子，孔子之后，更無孔子……（何兆武． 重讀康德．《讀書》，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證據(jù)是一切疑案解決的最好方法，筆者日前電話采訪了國內研究王國維的權威南京的陳鴻祥先生，并得到證實，《殷虛書契考釋》原稿存在于世并由陳夢家先生發(fā)現(xiàn)而詳讀，得出的結論是：“全是羅氏親筆”。此原稿后由康生鈐印“收藏”，如今已歸還陳夢家遺屬，這正好與羅氏所說為寫此書“發(fā)奮鍵戶四十余日”得到了證實。同時，我們也可從羅氏《撰＜殷虛書契考釋＞成漫題》詩句“射生疇復貞牢禮，去國依然夢畫衣”詩句中得到感悟。陳鴻祥先生還說，按照現(xiàn)在的觀點，《殷虛書契考釋》應該是羅著王校?注、訂　。由此筆者想到海寧近代的文史大家張宗祥先生，他一生抄校古籍８０００余卷，難道這８０００余卷如《四庫全書》、明代陶示儀的《說郛》、清代查繼佐的《罪惟錄》、清代談遷的《國榷》等都是張宗祥寫的？

由王國維弟子發(fā)難引發(fā)的這一公案，至少給我們留下兩點啟示：王國維詩詞寫得瀟灑，但并不能掩蓋掉他的性情憂郁，他學問高深，并不能排除他處世洞見中的短視和偏見。且不說他在研究周史時把與姜姒的姓關系誤解了，在論證樓蘭古城時出現(xiàn)大量的疏誤等，就連他蜚聲文壇的“境界說”，他的同鄉(xiāng)學者吳世昌先生就曾專門撰文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敬仰一個人，研究一個人，并非要把他奉上神位。其實，任何一個大學問家，他的學問總是有局限性的，無非是因為大學問家懂得多，我們懂得少。在他所涉獵的我們又一時搞不懂的領域，難免有一些人表現(xiàn)出盲目的崇敬和淺薄的抬高，從而形成心態(tài)上的偏執(zhí)而已。歷史上此類例子亦不少見，如大哲學家馮友蘭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把“知識問題”排斥在哲學之外，有學者認為此舉未尚不可，贊譽此“錯失”是中國特色的。思想家顧準把“斯巴達克同盟”誤作“斯巴達團”，有人還認為是“有益”的，是“非常微妙與精彩的錯誤”等等。這正如曠為榮、曠新年在《把顧準還給顧準》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要跪倒在任何人面前。如果顧準思想的結果是使后來人跪倒在他面前，甚至完全放棄自己的思想權利，那么這就是顧準最大的和最徹底的失敗，他的思想也就喪失了任何意義”（見《讀書》，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王國維做學問成為大家就在于他“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陳寅恪語），作為他的弟子，或者敬仰他并沿著他的道路繼續(xù)攀登學術之道的后學，就應該在理解他的學問之時又能分析出他的不足，這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萬萬不可以大學問家、大師的桂冠遮障了自己學術探究的雙目，甚至形成意氣用事情感作主的學術偏執(zhí)，力圖把一切優(yōu)秀學術成果全部包攬到自己的先師手中。同樣，贊美王國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在對待王氏投湖自盡的問題上，也表現(xiàn)出了此類弊病。他置王氏一生性情憂郁的底線以及一生旅程中經(jīng)濟困境、病魔、失子、戰(zhàn)爭等相關沉重的干擾因素于不顧，一廂情愿地斷然宣稱王氏之自沉是“殉文化”，表面上美化了王的自沉，實際上是以文人惺惺惜惺惺式的偏執(zhí)拔高了自沉的行為本身。而此說，又莫名其妙地令許多后學者對王的自沉，及至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不辯良莠地產(chǎn)生了許多虛幻的崇敬情懷。

歷史是一個復雜詭異的老人，學術研究又是一個揉雜功利與變異之術的多棱場域，當我們在其中求索前行時，也許會從問題的一面轉換到問題的另一面。中國現(xiàn)代王、羅撰寫《殷虛書契考釋》之爭，當使我們多點辯證法，多一點獨立思考，如此，方能使我國的學術園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