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12年春，毛澤東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學學習。同年6月，學校舉行了一次作文大賽，毛澤東這篇論說文奪得頭名。

作為班主任和國文老師的柳潛，頭一個翻出來的便是毛澤東的卷子。舉賢不避親的柳潛，寫畢評語后破例給了滿分。柳潛的同事看了，也一致認為毛澤東“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沒有任何疑義。

作文僅500字，柳潛的眉批和總評就有150字。并給予如下精彩絕倫的評論：“切實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筆力挺拔”；“議論瀟灑，積理宏富”；“力能扛頂”；“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

不難想象，柳潛批閱時的快慰與喜不自勝，對這篇見解獨到、文筆一流的作文，除了贊美、推崇與激勵，竟還有超出尊重的敬畏。

原文

商鞅徙木立信論

普通一班 毛澤東（19歲）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zhí)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shù)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戰(zhàn)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于是而欲戰(zhàn)勝諸國，統(tǒng)一中原，不綦難哉？于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執(zhí)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數(shù)千年來民智黑闇、國幾蹈于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國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

譯文

我讀史書讀到商鞅搬移木桿樹立誠信一事，不禁慨嘆起我國國民愚昧，執(zhí)政者煞費苦心，幾千年來民眾不覺悟、國家接近走向滅亡的悲慘命運來。認為我說的不可信，請允許我詳盡地說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謀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讓我們民眾獲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們民眾正擔心不公布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擔心這些法令不產(chǎn)生效力，一定竭盡全力來保障它，維持它，務必使它達到完善的目的為止。政府和國民互相維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沒有幸�？裳�，而且還有足夠讓人恐懼的危害，我們國民又一定會竭盡全力來阻止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們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與秦國民眾之間（具有同樣的利害關系），卻恰恰運用跟政府與國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運用徙木立信的辦法）去做，這又是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試著翻閱一下我國四千多年的記載，尋求那些利國福民的偉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嗎？商鞅處在秦孝公時代，中原局勢極不安定，戰(zhàn)事正盛，全國民力疲憊，（達到了）不能夠言說和描述（的程度）。在這種情勢下，卻想戰(zhàn)勝各諸侯國，統(tǒng)一中原，不很難嗎？在這種情勢下，變法的命令出臺了，這些法令懲罰壞人來保護人民的權利，鼓勵種田織布來增加國民的財力，崇尚戰(zhàn)功來樹立國威，把貧困、懶惰者收為奴隸來杜絕人力、物力資源的損耗。這確實是我國從來沒有過的重大政策，國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過）搬移木桿來樹立誠信，我從這里知道了執(zhí)政者都費了苦心，我從這里知道了我國國民愚昧，我從這里知道了幾千年來民眾智慧缺乏、國家差點兒走向滅亡的悲慘境地是有原因的。

雖然這樣，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開始出現(xiàn)時，百姓對此會感到驚懼。國民是這些國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為什么對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擔心這搬移木桿樹立誠信一事，如果讓東西方各國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國民聽了，一定會捧著肚子大笑，（或者）高聲譏誚。唉呀！我不想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