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吳門畫派代表人物周矩敏

手捻“山羊胡”拄著拐杖的辜鴻銘、留著“一字胡”正襟危坐的魯迅、背著手一派樂天知命模樣的季羨林、一襲白色長衫與貓對望的錢鐘書……新吳門畫派代表人物周矩敏先生歷時4年創(chuàng)作，用畫筆刻畫了150位“先生”形象，像顆顆珍珠串起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的文化記憶。畫中之人，只有兩種姿態(tài)，或坐或站，在周矩敏看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模樣。

150位“先生”，他要畫出中國文化的“脊梁”

記者：整整4年時間，您潛心為150位“先生”畫像，您的創(chuàng)作初衷是什么?

周矩敏：早在2000年前，我就開始以民國時期文人入畫，但那時畫的多是布衣文人，沒姓沒名。我只想通過詼諧風趣、和個性化的筆墨語言，通過尋常的生活狀態(tài)去表現(xiàn)富涵哲理的普世意義，展現(xiàn)人性真實自然的一面。而這一次，我想表現(xiàn)一批具有中國民族脊梁的先生們，他們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紀初，生逢亂世，國家動蕩，然而他們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中國文人的氣節(jié)令人欽佩，尤其是西南聯(lián)大的老教授們，在中國最困難的時期，拋棄西方優(yōu)厚的待遇回到祖國，帶領莘莘學子，行走在救國之路上，他們是值得刻畫的知識分子。

這150人里除了“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現(xiàn)代文學大師外，還有敢于抗旨拒遷校的馮友蘭，堅持原則不唯上的傅斯年，敢講真話的梁漱溟，不圖虛名的潘光旦……他們有信仰，有責任，有使命感，雖身懷絕技，但在生活中又顯得平實可愛，純真可鞠。當下，對“信仰”的迷失已經成為一種精神困惑的普遍現(xiàn)象。我們不缺專業(yè)導師，缺的是精神導師，他們應該是道德修養(yǎng)、民族風骨、學問精湛、愛國愛民的楷模，是被人們尊稱為“先生”的優(yōu)秀文人。為他們立傳就是要立中華文化的自信。

記者：創(chuàng)作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周矩敏：從技術層面來看，有些先生沒有圖像資料，一些依稀可辨的老照片還必須通過對文字資料的了解去豐滿形象。當時，拍照是件很莊重的事，這些先生拍照時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神情專注，坐立皆規(guī)距。靜止單一的姿態(tài)無疑限制了美術創(chuàng)作的豐富性。一般來說，形態(tài)動起來，圖像才能活起來，構圖才能千變萬化。生活中的正襟危坐和凝神肅立恰恰是圖畫中的忌姿，不太好表現(xiàn)。試想一下：150個人不是坐就是站，缺乏肢體語言的豐富性畫面該有多枯燥?我覺得這是對我最大的挑戰(zhàn)。

記者：那您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周矩敏：文藝創(chuàng)作是個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不管畫什么人物，一定要深刻理解他，當你吃透了，讀懂了，你的筆才可能調動你的主觀思想去處理畫面。所以，最后創(chuàng)作這150個人物，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盡量注入更多的藝術處理方式去淡化這些單一姿勢所造成的刻板。比如：強調人物形象的刻畫，人物衣褶的處理，手持道具的多樣性等。每個人物置身的場景，也有室內室外之分;就算同樣是在室內，身后的背景也不一樣，有的是花窗格，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博古架等;就算同樣有屏風，你仔細看，款式圖案也不盡相同。不同的配景，不同的處理手法，會給畫面帶來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每個人物所呈現(xiàn)出不同的精神面貌氣質派頭都是跟他們的教育背景、個性、專長相關。比如，有留洋經歷的和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先生，是不一樣的;哲學家、文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從事不同職業(yè)的知識分子，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也不盡相同。我試著找出每位先生獨有的“痕跡”，并表現(xiàn)出來。

記者：單幅來看，每張畫都是個體的心靈圖景，但集中起來表現(xiàn)近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像，你在創(chuàng)作時是如何把握的?

周矩敏：其實，我一開始只畫了魯迅、蔡元培、王國維等10個人，在我不斷看書、找資料、熟悉他們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周圍有一個群體形成了一股文化氣場。這股氣場上升為一種文化精神讓你感動著。如果忽略群體力量的存在，那么個人英雄也會隨之失去活力。這種時代文化的激流不斷地沖擊著我，最后促使我去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優(yōu)秀人才太多，我定位在文哲史方面的杰出者。因為他們比自然科學家更具有社會影響力。盡管已畫了150位，但仍有遺珠之憾。我不能再畫下去，這四年，除了吃飯、睡覺，我所有時間都搭在這上面了。我是畫完以后回頭來看，才發(fā)現(xiàn)如果把這些人物羅列在一起，近乎于一部近現(xiàn)代文化史。

做人要誠實 畫畫也是一樣

記者：從布衣到文化名人，一直以來，您的畫都偏向文人題材，用線也非常書卷氣，這樣的審美感覺是如何培養(yǎng)的?

周矩敏：先給你講個故事。當年我的一位同學，畫的是古畫，學的是吳昌碩。當他得意洋洋地把畫拿給我們的老師劉海粟看的時候，卻遭到了嚴厲批評：吳昌碩他是80多歲的老人，它的用筆自然而然就這么蒼老，你年紀輕輕，才20多歲的小伙子，為什么畫得這么老氣橫秋?

劉海粟的這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那就是：畫如其人，自然本質為好。做人畫畫均如此。很多畫家老了以后他的畫就天真爛漫了，這不是裝腔作勢，是返老還童了。做人、作文、畫畫都要誠實、坦率，千萬不要裝。我出生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家庭，傳統(tǒng)的生活樣式、和待人處事的分寸感深深影響著我，我的骨子里有這樣的文化遺傳基因。所以我能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感受和恰當?shù)谋磉_。

記者：近年來，像老樹畫畫這樣一批文人題材畫在互聯(lián)網上受到歡迎，您是怎么看待這種現(xiàn)象的?

周矩敏：老樹畫得挺不錯的，他文畫相配通俗易懂所以能夠打動人，受眾面廣。他給每幅小畫配一首打油詩，其言其說能夠契合當代一大批小知群體的想法，詼諧幽默是緊張節(jié)奏生活中的減壓劑，正好擊中了中產階級的一種閑情，有一種小情緒在里面，這種小情緒不能上綱上線，但看了會讓人會心一笑。“遇上煩心事情，有點不大高興。坐對一樹桃花，心中忽然大靜”，他描繪的正是人們向往的心態(tài)，剛開始看挺好玩的，但看多了，也有點膩。

臨風賞月，品茶喝酒，可以作為一種減壓方式，在快節(jié)奏的生活中，給心靈一塊空地。但如果在行為上放大了這種心態(tài)，并不好。大家都不上班賴政，然后找一處高山空嘯，身體懶散精神墮落，久之，會消極而誤事。真正耐看的，還是要釋放積極的正能量的東西。文藝作品既要有故事，更要講道理。繪畫除了審美需要外，還是要有教育意義的。

記者：您曾經說過，“藝術家要深植于生活的土壤中，這樣才接地氣”。信息時代，世界就是一塊大屏幕，當代人的思維角度和觀看方式也隨之發(fā)生改變。作為藝術家，該如何應對這種局面?

周矩敏：現(xiàn)代人活得匆忙，來去匆匆時間寶貴，“快餐文化”傳遞成為現(xiàn)實，一個節(jié)目幾秒鐘之內不能吸引眼球，就被換頻道。就像寫文章，如果開頭無味，則興趣全無。一目數(shù)十行，大致內容讓人知道了耐心也就消磨殆盡了。我覺得新時代的繪畫也是如此，我們要試著，通過形式語言去講故事，非常巧妙地、一個包袱一個包袱地往外丟，才能把你的精神內核真正地傳遞出去。

比如，這一次我在用色方面，刻意讓它明亮、雅致，比較符合當代人的審美;比如，如果這150張畫里所有的家具都羅列出來，能可以開一個家具城了，也就留給了人們更多的空間去細細揣摩品味;再比如，每張畫上，我都精選了畫中的先生曾經說過的一句名言，朱自清的“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葉圣陶的“人們最高精神的連鎖是文學，使無數(shù)弱小的心團結而為大心，是文學獨具有力量”……每個故事都富有哲理，當觀眾感覺很有風趣很有意思的時候，我的表達已經蘊含在其中了。

我認為，人的價值觀，性格直接影響繪畫。人之開朗畫亦陽光，人之內向畫亦陰柔，我可能就是前者。

失去了精神力量，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記者：在這次創(chuàng)作中，您特別強調“先生”這個稱謂，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先生”?

周矩敏：4年中，我一邊畫，一邊也是在積累自己。坦白地說，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我沒有想過感動別人，是這些先生先感動了我。劉文典為《莊子》而生，林庚傾心唐詩，金岳霖專注邏輯學，趙元任玩他的語言學。這批先生大多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有傳統(tǒng)名士的真性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演繹出許多逸聞趣事。據(jù)說黃侃在中大教書時和胡小石為甲骨文的真?zhèn)屋^勁，甚至忿而擊碎了玻璃板，事后又“固如初�！�。

我認為，精神信仰和學術堅守是構建先生們共同的人格特質，他們具有“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我心目當中，真正的“先生”一定要有愛國情懷，一定要有錚錚的風骨，一定要堅守道德底線。如果一個人相貌堂堂，卻失去了精神的脊梁，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記者：在您看來，先生們的精神對于當下社會生活的關照，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周矩敏：始終洋溢著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是貫穿中國近代文學史的主流。一百年前，國學大師辜鴻銘曾形容中國文人“溫和平靜，穩(wěn)重節(jié)制，從容練達”。溫和是教養(yǎng)，平靜是修為，從容是逍遙，練達是世故。魏晉名士的風范、諸子百家的修為畢竟遙遠，而這150位近現(xiàn)代的“先生”，既是傳統(tǒng)的又是當下的，他們身上的這種書卷氣，這種精氣神，是彬彬儒雅的中國文人的溫度。家國情懷，始終是中國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內在品質。

有一個故事說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聯(lián)大講邏輯學，有學生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您為什么要搞邏輯?”金答：“好玩”。淡淡一句好玩，卻有著無窮的深意。無論學術有多艱澀，抱著好奇好玩的態(tài)度鉆下去，直至“狀若木雞”入“癡態(tài)”。在我看來，想大問題，做小事情，是一個很好的啟迪。中華民族要崛起，問題要想得大得不得了，做又要從很小的事情做起。

交匯點記者 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