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書一直被視為基礎與典范。它結構嚴謹、筆畫分明，是許多人接觸書法的起點，也是日常書寫中最常見、最易辨認的書體。

當今普遍認為的楷書是由隸書逐漸演變而來，萌芽于漢末，至唐代達到巔峰。在這一過程中，楷書逐漸取代隸書成為官方文書和日常書寫的主要字體。

尤其唐楷，以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大家為代表，建立起一整套嚴謹?shù)姆ǘ�，對后世影響深遠。也正因如此，許多人將楷書視為書法藝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書體。

從存世作品的時代分布來看，楷書的輝煌期主要集中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這一時期的楷書作品多以碑刻、墓志、經卷等形式存在，如北魏的“魏碑”，唐人的碑版和寫經等。

這些作品固然藝術價值極高，但它們大多服務于實用目的：或為紀功頌德，或為宗教傳播，或為文書抄錄。換言之，楷書在歷史上的繁榮，得益于功能上的普及，而非源于藝術上的自覺。

宋代“尚意”書風的興起，強調書家個性、情感與意趣的表達。蘇軾、黃庭堅、米芾等大家雖皆能楷書，但他們的藝術成就最突出地體現(xiàn)于行書和草書。

元、明兩代，趙孟頫、文徵明等人雖致力于楷書的復興，但整體上仍未改變行、草書成為創(chuàng)作主流的局面。

這種現(xiàn)象背后反映的，是古人對楷書的基本定位：它更接近于一種實用工具，而非藝術表現(xiàn)的核心載體。

古人習楷，多為“筑基”，為掌握用筆、結字的基本規(guī)律。一旦進入創(chuàng)作，則更傾向于借助行、草來抒發(fā)性情。

即便有一些楷書作品表現(xiàn)出較強的藝術性——如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或顏真卿的《顏勤禮碑》——它們仍大多服務于實用書寫需求，與純粹為藝術而創(chuàng)作的行草作品有所不同。

進入當代，書法的實用性幾乎被現(xiàn)代科技完全取代。毛筆退出日常書寫領域，書法轉而向純藝術方向發(fā)展。

在這一轉變中，行、草書因其節(jié)奏多變、易于表達情感而獲得更大發(fā)展空間。隸書也因富于裝飾性和變化性，成為許多書家表現(xiàn)個性的選擇。相比之下，楷書的處境顯得尷尬。

唐代楷書的高度成熟，一方面建立起典范，另一方面也壓縮了后來者的創(chuàng)造空間。宋以后，楷書逐漸走向規(guī)范化、程式化，至明代“臺閣體”和清代“館閣體”的出現(xiàn)，更是將楷書推向極致的工整和刻板。這種追求整齊劃一、缺乏個性的審美，嚴重阻礙了楷書作為藝術形式的發(fā)展。

盡管近年來有不少書家努力探索楷書的現(xiàn)代藝術性，例如嘗試融碑入帖、借鑒民間書寫或吸收現(xiàn)代構成意識，但真正取得突破者仍寥寥無幾。

大多數(shù)人的楷書創(chuàng)作仍在唐楷或魏碑的框架中徘徊，難有實質性的新變�？瑫�一直被廣泛視為訓練基本功的手段，而非藝術表達的目標。

當然，指出楷書并非書法主流，并不意味著否定其價值。正相反，楷書作為書法體系的基礎，始終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它代表著法度與秩序，是理解漢字結構、掌握筆法節(jié)奏的重要途徑。沒有楷書的訓練，行、草書往往容易流于浮滑或混亂。

但基礎不等于主流，正如建筑的地基不等于建筑本身。主流應代表一個時代最活躍、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方向，而在書法史上，這一角色往往由行、草書承擔。

楷書在實用書寫史上地位顯赫，但從藝術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它始終未成為推動書法藝術向前發(fā)展的主流力量。

尤其在當代，楷書如何既能保持其法度精神，又能融入時代審美、實現(xiàn)藝術性的突破，仍是一個待解的難題。

或許只有當楷書真正從“工具性”走向“藝術性”，從“法度”走向“表情”，它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真正成為書法藝術的主流。而這一天，至今尚未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