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藝術生涯中，最值得懷念的是建國初期的幾年，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教育下，廓清了我在解放前，特別是在國統(tǒng)區(qū)藝術院校受到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影響；那時西方現代美術思潮已在舊中國美術院校相當流行，所以當它在八十年代再度被一些美術青年捧為“新潮”而風靡一時之際，我認為那只是“回潮”而已。

　　解放后，我如獲思想解放之歡愉，而自覺地走上了“遵命文學”之路；誠如魯迅先生所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先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絕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那時我們這些熱愛繪畫和心向革命的青年，滿懷激情地深入工農兵生活，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創(chuàng)作，雖然辛苦﹑勞累，卻甘之如飴，迄今無悔。

　　后來，中國和世界都發(fā)生了巨大和深刻的變化；在我的藝術生涯晚期，面對時代浪潮滾滾，黨的文藝方針﹑路線雖然是明確的，但“世界大氣候”的影響也相當強大；中國畫家當何以應對？被西方現代美術所惑？被藝術市場化所誘？被不良傳統(tǒng)所縛？被“自我表現”所迷？被個人名利所累？我深切體會到李可染先生“七十始知己無知”的困惑和感悟。而我已逾八十了，在許多方面仍然無知。但我愿如屈原所言，并略添幾字：路漫漫其紛亂﹑坎坷且修遠兮，吾當上下左右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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