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戰(zhàn)役結束后，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fā)時的86000人銳減到3萬多人。此時老蔣已經(jīng)完全判明了紅軍接下來的動向，并布下了重兵。但李德和博古仍然執(zhí)意要前往湘鄂西和賀龍會合，這無異于把紅軍往敵人的虎口中送。雖然毛主席在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上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但都被李德和博古拒絕，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和中革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對此憂心如焚。

1933年4月，王稼祥在敵機的空襲中受了重傷，腸子都被炸穿了。醫(yī)生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給他動了手術。由于當時的醫(yī)療條件有限，醫(yī)生經(jīng)過八個小時的努力，卻沒能把彈片取出來，只好采取保守療法。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王稼祥腹部通著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一路顛簸，加上有沒有好的藥物治療，他的傷口已經(jīng)化膿流血，一動就鉆心地疼。

此時毛主席由于身體的原因，也坐了擔架。休息的時候，王稼祥找到了毛主席，堅定地對他說：“一定要在遵義開個會，把博古和李德他們轟下臺�！彪S后他又找到了張聞天和周恩來，談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1935年1月，紅軍占領了遵義，和身后的追兵拉來了一段距離，部隊得到了十幾天的休息時間，中央利用這一機會，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講了大概一個小時，把失利的原因歸結于敵人的力量過于強大，閉口不談指揮上的失誤。博古講完后，周總理作了副報告，報告中，他不僅檢查了“三人團”在指揮上的重大失誤，還主動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周總理的報告結束后，博古提議大家就正、副報告進行討論。

此時張聞天站了起來，大聲說：“我講點意見�！闭f完，他從口袋里掏出事先準備好的報告：“聽了博古同志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和周恩來同志的副報告之后，我們認為博古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北M管大家早有心理準備，但張聞天的開場白還是讓許多人吃了一驚。在報告中，張聞天對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犯的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隨后他說：“我們的突圍行動，在華夫（李德）同志的心中，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與搬家式的行動。關于為什么要退出中央蘇區(qū)、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許多高級指揮員對此都一無所知，只能機械執(zhí)行命令，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錯誤�！睆埪勌熘v完后，毛主席接著作了長篇發(fā)言，系統(tǒng)地批判了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的四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堡壘對堡壘；第二個錯誤是多路分兵；第三個錯誤是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第四個錯誤是在戰(zhàn)略轉移時倉促行動。毛主席的發(fā)言結束后，王稼祥忍著傷口的疼痛站起來發(fā)言，他的發(fā)言言簡意賅：第一，完全贊同毛主席的發(fā)言；第二，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由毛主席出來領導和指揮紅軍。

毛主席發(fā)言之后，王稼祥第一個站出來支持。他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此時身兼四項重要職務：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和中革軍委副主席。因此他的發(fā)言很有分量。后來毛主席多次說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結束后，王稼祥與毛主席和周總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指揮全軍行動。他以頑強的毅力，強忍著劇痛，翻過了雪山走過了草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王稼祥因為傷情惡化，被秘密送到上海治療，后來又轉往莫斯科醫(yī)治。1938年8月，王稼祥身體好轉后回到延安，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6年后，他的傷口再次惡化，無法堅持工作，又一次來到蘇聯(lián)治療。

新中國成立后，王稼祥擔任過駐蘇聯(lián)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從1951年開始長期擔任中聯(lián)部部長。1962年的時候，我國遇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王稼祥據(jù)此提出了“改變援外數(shù)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等建議。結果被康生別有用心地利用，并以此誣陷和攻擊王稼祥是要“消滅民族解放運動”。不久后他中聯(lián)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并被強令搬出中南海。1974年，王稼祥病逝，享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