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得弄懂，“紅學”到底是什么，才能討論“紅學家”的問題。

如果按照周汝昌的說法，“紅學”是什么，這個問題非常簡單。紅學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曹學——研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以及創(chuàng)作過程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

脂學——研究《紅樓夢》批語以及批書人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

版本學——研究《紅樓夢》各抄本、刻本之間的異同、流變關系、收藏序列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

探佚學——研究《紅樓夢》八十回以后，區(qū)別于程高本情節(jié)的“原情節(jié)”或者“原意”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

對于《紅樓夢》的研究，以上四個方面，互相交叉、滲透，構成《紅樓夢學刊》等專門研究平臺的主流學術研究課題，現(xiàn)在依舊如此。

周汝昌曾經說過，如果研究《紅樓夢》的美學性，如果從文學史角度、比較文學角度去研究《紅樓夢》，那可以叫做“紅樓夢研究”，不是“紅學”。

不過時至今日，紅學的范疇肯定比周汝昌提出來的四個方面更寬了，即使不是從純文學性去研究《紅樓夢》，很多新的研究領域也可以納入“紅學”這個范疇，至少在每年的“紅學論壇”上，可以出現(xiàn)這些研究領域。比如翻譯、跨文化研究等等。

在我看來，“紅學”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的大人文模糊研究。約瑟夫·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可能是國外最接近“紅學”的一種研究類型了。

所以研究紅學，有時候和《紅樓夢》文本確實沒有什么關系，比如馮其庸是著名紅學家，他為了搞清楚曹家的世系關系，專門研究一塊明代的石碑，研究明代的武官被女真人俘虜后，被給予什么待遇，這個過程中順帶還涉及到滿語的問題。

比如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花不少筆墨去講江寧織造的地址問題，這個和《紅樓夢》也沒有顯而易見的聯(lián)系。這些應該屬于清代歷史研究的領域了。

類似的還有內務府官學制度研究，清代世爵世職研究，清代女性閱讀史研究等等，都可以在某種情況下納入“紅學研究”的范圍里，作為一個切入點。

然而，《紅樓夢》的文本中，有一些讓讀者感興趣的設定，比如說為什么寧榮二公是武將出身，為什么迎春會嫁一個原籍大同的孫紹祖，是什么樣的派勢才能讓賈府占據(jù)繁華大街的大半？

如果我們對曹家的真實歷史有所了解，這些文本中的設定似乎更容易理解了，也更有味道了，在文本之外，似乎還有更深更廣闊的隱藏文本在支撐《紅樓夢》，這些隱藏文本也許是《紅樓夢》顯文本能如此迷人的原因。

再舉一個版本學的例子，以前的《紅樓夢》版本學研究各版本的異同，主要是為了校對，找出最好的文本出來，和我國其他古籍的版本學研究差不多。但是，隨著對版本的深入研究，會發(fā)現(xiàn)兩條線索，一條是書籍傳播的情況，一條是讀者接受的情況。書籍傳播情況又和商業(yè)模式相關，讀者接受情況又和時代風潮有關。

然后，《紅樓夢》在清代、民國就已經出現(xiàn)的各種“周邊”，比如繪畫、酒令、游戲項目、戲劇甚至cosplay都進入了“紅學”研究的領域。這些應該叫做“民俗文化研究”了。

可是《紅樓夢》的讀者在知道了清朝人怎么把《紅樓夢》玩出花活兒以后，可以幫助找一個理解文本的坐標。說白了就是——原來大家都一樣喜歡這東西，大家對某人物的理解都是一樣的。

你找十個紅迷，問他愿不愿意在有機會的時候玩“占花名”，估計有九個都會愿意，玩這個和《紅樓夢》文本有關系嗎？實際上玩完以后，你會更理解當時人物的心情和狀態(tài)，至少對這種“讖緯文化”，有了直觀的感受。也許對《紅樓夢》中出現(xiàn)的各種類似的“讖語”，其作用和時代背景，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還有其他考證，服飾考、名物考，照理說不好劃分成“曹學”，但其實曹雪芹家族生活的時代用什么東西、穿什么衣服，這些考證出來，肯定是對于理解《紅樓夢》有幫助的，只是能有多大幫助，就見仁見智了。

現(xiàn)在的“紅學”，還是對純文學研究的方向有些不兼容的，這不是因為研究《紅樓夢》不需要純文學方向，是因為走純文學方向自有其更為主流和廣闊的道路，沒必要往“紅學”這個范疇里套。

比如夏志清，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關于《紅樓夢》的文章沒少寫，可是他的研究就完全可以不納入“紅學”這個范疇，因為其在“中國古典文學”這個范疇里足夠施展了。

余英時就不一樣了，他對《紅樓夢》的研究，除了純文學的，也有和清代歷史交叉的，也有和思想史交叉的，所以余英時就是“紅學家”。他是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同時，他完全可以被稱為“紅學家”，他稀罕不稀罕這個稱呼，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余到晚年一直對“紅學”的最新進展比較關注，黃一農帶著對曹雪芹家世和親友關系的考證去見他，他就很高興地接待了很久。

那換夏志清，他恐怕就不會對黃一農那么耐煩，他忙著讓王德威繼承他的衣缽呢。夏志清也幾乎不和張愛玲討論她對《紅樓夢》的研究。因為張奶奶搞的是版本學和探佚學，是紅學里專業(yè)性很強的領域，夏志清搞再多純文學的《紅樓夢》研究，這個領域他也插不上手。

海外的例子可能有點偏了，我們還是回到國內來。清代治“紅學”的故事我就不重復了，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按周汝昌的劃分，是肯定不算“紅學”的；現(xiàn)在的所謂“癸酉本”和其相關解讀，就更不應該算了。諸如其他的認為《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的研究，當然也不應該算。

可是我覺得一門“學”，只要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會有，你不能說烏鴉就不算鳥了，不算這片林子的成員了。因為當初也是無數(shù)并不區(qū)分好壞的生物，共同把這片小樹林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支撐起來并發(fā)展的。比如知乎上有“袁曹學”，似乎是要把袁枚和《紅樓夢》扯上更多的關系，我覺得搞這門學問的人要自稱“紅學家”，也沒問題。

回到這個題目，我可以簡單說一下什么是“紅學家”。紅學家，就是比較專業(yè)地從事《紅樓夢》研究的人�；蛘呶覀儞Q一個思路，說一下什么人，不好稱他們?yōu)椤凹t學家”。

沈從文，他其實也寫過關于《紅樓夢》考證的文章，但是他肯定不是“紅學家”。

顧頡剛，他為胡適的新紅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沒有人說他是“紅學家”。

劉世德，專注于古典小說研究，對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版本問題都發(fā)表了不少專注，但一般沒有人說他是“紅學家”。

辛德勇最近也很關注《紅樓夢》，但他一天到晚笑話“紅學家”。

詹頌，研究《紅樓夢》在清代八旗貴族中的接受史，出席了“紅學論壇”并發(fā)表主題講座，但一般不說她是“紅學家”。

蒙曼，搞婦女史的，最近她的紅樓音頻節(jié)目火了，我覺得很不錯，但她不是“紅學家”。

鄧云鄉(xiāng)，專業(yè)民俗學研究，但和《紅樓夢》牽扯太深了，關于《紅樓夢》的著作好幾本，他真的不好說，介乎于是與不是之間。

反過來——

夏薇，專業(yè)搞《紅樓夢》版本，在B站更新講紅樓的視頻，她是紅學家。

沈治均，搞《紅樓夢》成書研究，搞版本流傳研究，他是紅學家。

蔣勛和歐麗娟，講《紅樓夢》太火了，火到出圈了，“紅學家”必須是他們的標簽之一。

劉心武，雖然被主流“紅學家”排擠，但是，人家的研究領域個個都和紅學四大領域錨定，還去拜了周汝昌的師門，他憑什么不能是“紅學家”？

所以“紅學家”本來就是一個概念很模糊的詞，其范疇又和其他學科的“家”有交叉，這種專家，很難說是貶義還是褒義。

也許這幾年大家的學問都增長了，對于那些“紅學家”的低級失誤容忍度都低了很多，所以會覺得“紅學家”是貶義詞。也許再過幾年，等新的“紅學”的學術規(guī)范建立起來，大家就能把有本事的學者和侃大山的專家分開了，“紅學家”又變成了褒義詞。

畢竟歷史上就是這樣的，曾經“紅學”只是玩笑話，是異端，是八卦傳說一般的索隱；后來通過研究《紅樓夢》作者與清代歷史的交叉關系，大大拓寬了人們看待、理解《紅樓夢》的視野，人們發(fā)現(xiàn)這個領域是有嚴肅學問可以做的，“紅學家”就成了褒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