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嘉安：容庚書畫鑒藏中的身份焦慮
容庚師友圈
在容庚（1894-1983）看來，金石與書畫是其“藝事之二癖”。在其北平歲月（1922-1946）中，容庚以金石文字學獲得學術上的身份認同之際，“學術之金石”與“非學術之書畫”一直存在對立。書畫變?yōu)槿莞齼?nèi)心被壓抑的一面，并被刻意疏離。當書畫鑒藏與創(chuàng)作獲得契機重啟后，容庚又產(chǎn)生對書畫當以“自戒”糾結心理。本文著重探討與求解的是，容庚如何在此糾結之下，實現(xiàn)其書畫收藏的擴張和對應的學術生產(chǎn)，并最終如何化解這種因身份認同危機所產(chǎn)生的焦慮。
如今每論及金石與書畫關系時，多提及清代以來“金石入畫”的藝術風格嬗變。“金石入畫”使書畫從古代金石碑版中取得古拙之風，開辟以寫意形式表達精神內(nèi)涵的畫路，一改元、明及清初文人畫一派形成的風格面貌，是中國美術史中“與古為新”的一種嘗試。[1]
若視“金石書畫”為固定搭配詞組，對此詞組的理解起碼有“偏正短語”和“聯(lián)合短語”之別。換言之，“金石書畫”若視為偏正短語，乃用于表征“具有金石意味的書畫作品”，即上文所述“金石入畫”之作；而若視之為聯(lián)合短語，“金石書畫”則是兩個并列門類——即便這兩個門類在歷史中并不一定屬于同一范疇。
厘清了這一區(qū)分以后，就會明晰本文所討論的容庚對“金石書畫”的態(tài)度，并非容庚對參入金石趣味之書畫的看法，[2]而是其觀念中金石與書畫兩個門類之間存在的關系。進而言之，這種關系體現(xiàn)為作為現(xiàn)代職業(yè)知識人的容庚，因金石學者身份認同與書畫鑒藏行為之間存在緊張感而形成的一種糾結心態(tài)。
容庚的學術志向是成為“盡天下古文奇字”的金石文字學家，而非書畫家，更無成為書畫鑒藏家或美術史家的意識。書畫之好在容庚尋覓金石家學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成為了學術的事余，須為金石學的進取讓路。然而，書畫鑒藏對容庚又產(chǎn)生了復雜的內(nèi)在影響，既有“每愧人稱作畫人”的焦慮，又不可回避地產(chǎn)生“金石枯燥、書畫怡悅”的真實感受。究其原因，書畫作為與金石并列的“藝事之二癖”，早在容庚內(nèi)心中潛藏一席之地。本文將探討在書畫僅為“癖”而非“學”[3]觀念作用下，容庚如何壓抑著這種嗜好，而這種壓抑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打開的。
青年容庚（左）容肇祖兄弟像
對立：“學術之金石”與“非學術之書畫”
1975年，年屆耄耋的容庚曾手書族譜《容氏家乘》（圖1），提到其自己時，容庚如是道：
容庚，字朗西、號希白，乃作恭之長子。東莞中學畢業(yè)，從四舅鄧爾疋學古文字，從從叔容祖椿學繪畫。民國十年[4]4與弟肇祖同至北京，由羅振玉介紹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作研究生。十五年《金文編》成，由羅氏貽安堂印行。歷任燕京、嶺南、中山大學教授。薪金所得除衣食外，盡以購書籍字畫，名其室曰“翫習蔽聞室”，蓋以俗仔鄙夫自命也。著有《寶蘊樓》《武英殿》《頌齋彝器圖錄》[5]《漢武梁祠畫像錄》《商周彝器通考》等書……[6]
金石與書畫的淵源、教育背景、任職經(jīng)歷、收藏生涯及學術著述等方面，在聊聊數(shù)百字中悉數(shù)陳述。當中尤其突出“書籍字畫”的購藏，與學術著作有同等的地位。
圖1 容庚《容氏家乘》（手跡）
圖片來源：容庚《頌齋珍叢》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0頁
除此家乘以外，容庚晚年又作短篇《自傳》（圖2），付香港翰墨軒《名家翰墨》月刊發(fā)表。這篇七百余字的《自傳》中，有近六百字實際上是容庚回顧其收藏生涯的簡要“成績單”：從五千卷金石書籍、百數(shù)十件商周彝器到二百五十種叢帖及一千三百套歷代書畫，如數(shù)家珍。當中更是舉二十種書畫藏品，作為“皆其心賞者也”的代表。[7]容庚所藏規(guī)模遠不只如此，選“心賞者”以羅列，可見其對這些書畫藏品的重視。
圖2《容庚自傳》（手跡）
圖片來源：《名家翰墨資訊》1994年9月第2期
第22-23頁
從此二處容庚晚年自述可以看出，書畫收藏在其人生歷程中占據(jù)著不可或缺的地位。這與容庚北平學術生涯的最初十五年“不言書畫”形成強烈的反差。容庚并非晚年才形成對書畫的關注，早在弱冠時，金石與書畫的二科已經(jīng)于內(nèi)心各占其位。容庚如此陳述其“藝事”范疇與啟蒙之師：
余于藝事，癖好有二，一曰金石，以曰書畫。金石得之于舅父鄧爾雅先生，書畫得之于叔父容祖椿先生。[8]
當中，容庚稱之為“金石”或“考古”的部分，其著力點包括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等；而“書畫”部分，除了書法與繪畫以外，也包括其金石人生之始所習的篆刻。
若以清代學術四部分類法歸納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書畫、篆刻，這些領域?qū)⒎謱儆诓煌牟款�。其中，容庚學術體系中的大宗——古文字學，在四部中屬于經(jīng)部小學類。[9] 小學類又分“訓詁之屬”“字書之屬”和“韻書之屬”。[10] 若以此分類法看待容庚的成名作《金文編》，則可歸入“字書之屬”。小學類以外，在《四庫全書》中，金石書籍歸于史部目錄類“金石之屬”。[11]
容庚《金文編》初稿手稿
在四部分類法中，金石與書畫的重要區(qū)別是，金石“皆為經(jīng)籍作”，而書畫“不與經(jīng)籍相參”。即使是金石學內(nèi)部，在清代也出現(xiàn)分化—一派以翁方綱為代表，重賞鑒、以金石考訂書法，曰“覃溪派”；一派以王昶為代表，重考據(jù)、以金石證經(jīng)史，曰“蘭泉派”。[12] 清人金石學有重后者之時風，因賞鑒者不免帶有玩物喪志的道德包袱。而在晚清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之下，無論哪一派金石學，都被視作“無用之學”。[13]
對于這個問題，容庚的同代人有進一步的看法：顧頡剛論及古器物學研究時提到金石學的局限性在其賞玩和收藏，最多也只是考釋銘文，欠缺對歷史文化價值的關注。在顧頡剛看來，古器物學離金石學較遠，而離考古學更近。因為金石學家不免帶著賞玩的眼光，缺少以科學的方法作研究，而近人研究古器物則有了很大的進步。[14] 李濟提出有800年歷史金石學在未能更進一步發(fā)展的原因是，沒有走上純理智的這條路。因為金石學半藝術的治學態(tài)度，“古器物”就化為“古玩”；“題跋”代替了“考訂”，“欣賞”掩蔽了“了解”。[15] 換言之，在現(xiàn)代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看來，金石學的鑒賞和藝術屬性，是其學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阻礙。
若金石學尚可分為“賞鑒”與“考據(jù)”兩派，在“有用”“無用”的光譜中仍有濃淡之分的話，書畫則完全如唐人張彥遠所言為“悅有涯之生”的“無益之事”�！端膸烊珪分�，書畫歸于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與“琴譜之屬”“篆刻之屬”“雜技之屬”并列�！端膸烊珪偰刻嵋贩Q以上諸屬“均退列藝術，于義差允”。[16]
至于篆刻，更可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17] 不過，對于篆刻，容庚在其文字刊行之始《雕蟲小言》一文中認為，學篆刻須深究三代彝器款識，專心力學篆書者，就不是僅作雕蟲小技的印人，而能出人頭地，成一代金石家，當中也包括能“補史乘之闕，正許氏之訛”。[18] 在容庚的學術生涯中，篆刻是金石文字學的起點，是其建構金石學家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因而篆刻兼有學術與藝術兩種性質(zhì)。
正因為存在“學術之金石”與“非學術之書畫”的對立，加之一種繼自古人“玩物喪志”道德包袱的余緒，書畫變?yōu)槿莞齼?nèi)心被壓抑的一面。在其金石學家身份日彰同時，對書畫刻意疏離，有所謂“不言書畫者十有五年”。[19]
這種學科認知，跟“書畫之屬”在《四庫全書》中作為“無益之事”“于義差允”頗有相似之處。只不過容庚重金石而輕書畫的原因，已不再是金石“皆為經(jīng)籍作”而書畫“不與經(jīng)籍相參”。容庚學科意識中的有用與無用之辯，已經(jīng)演變?yōu)槭聵I(yè)與事余之分、職業(yè)與非職業(yè)之別以及學術與非學術的對立。將容庚的收藏之物二分為金石與書畫以后，會發(fā)現(xiàn)容庚的學術身份，對金石收藏而言，是驅(qū)動因素；對書畫收藏而言，則是糾結之源。
容庚學術身份的確立，經(jīng)歷了一個志向的尋覓以及通過學術人際關系網(wǎng)絡與現(xiàn)代學術體制，進入學術共同體的過程。鄧爾雅對容庚立金石之志起到了啟蒙作用。而北上之后，羅振玉和王國維對容庚金石學者身份確認的推動，則更為直接。1922年北上拜謁羅振玉并獲薦入讀北京大學國學門，是容庚尋覓學術身份之始，也是“不言書畫十有五年”之始。
從跟隨鄧爾雅立“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開始，容庚即把得自容祖椿的書畫之好藏之內(nèi)心秘閣，專心一致投入到金石研究中。羅振玉、王國維的知遇之恩使得容庚金石文字之志終于落地，逐步以其學術成果獲得在北京學術圈的認可。
王國維 贈容庚書 1927年
從出走嶺南東莞到北上進入北京大學，容庚的社會身份逐漸從中學教員轉(zhuǎn)變?yōu)楸本┐髮W研究生并在最終在燕京大學獲得教授席。1922年北上至1936年以前，其學術重心都是金石文字學，因而多收金石書籍及吉金。兩者的收藏均為其金石文字學研究提供學術材料。
在初到北平的十五年中，容庚對書畫收藏的涉足可謂少之又少。從《容庚北平日記》中與書、畫、印相關的所有記敘可以看出容庚在1936年前書畫收藏的規(guī)模具體情況—除偶購藏非名家小作及畫史書籍外，并無更多書畫收藏相關記錄。在容庚的學術上升期，書畫之好一直居于內(nèi)心被壓抑的狀態(tài)。這種潛藏的內(nèi)心需求，待日后以一系列際遇為契機，才得以重新開啟。
重啟：整理國故、考古學社與書畫鑒藏的契機
容庚1922年入學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就讀研究生，與國學門的建立同步（圖3），亦與以胡適為中心所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幾乎同步。1922年至1927年容庚在北京大學所面臨的學術氛圍，離不開整理國故運動所提倡的觀念與方法。雖然這段時間容庚鮮有直接討論整理國故的本質(zhì)，但從他的學術活動和學術成果觀察，可知這次運動對他的直接影響。
圖3 北京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同人攝影
（二排左九者為容庚），1923年12月
直到容庚晚年，在作其一生的小傳時，容庚稱“一九四六年南歸，以后整理國故，以傳古人，甚鮮作畫，如此一生，庶幾其不負矣”。[20] 換言之，南歸后所作的書畫研究，即便在容庚看來算不上學問，但也能算是整理國故的成果之一，更不必說容庚在北平時期所作的金石文字學研究。
容庚內(nèi)在的學術研究法仍以清代以來的考據(jù)學為底色，在金石文字學研究中，參以“羅王之學”。直至進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親炙胡適的指導及受古史辨運動的影響，嘗試在具體的研究中回應當時的學術潮流。這些治學方法，都直接作用于后來容庚從事書畫研究之中。
在1922年到1927年容庚作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期間，不僅與整理國故運動、古史辨運動同步，還恰逢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誕生與發(fā)展，代表性事件包括1921年“仰韶文化”考古發(fā)現(xiàn)、1926年李濟主持發(fā)掘西陰村遺址并撰寫考古報告《西陰村史前遺存》等。這些20世紀20年代的學術新趨勢直接沖擊著剛獲得金石學者身份認同的容庚，也促使其思考從金石學向現(xiàn)代考古學轉(zhuǎn)型這一學術命題。
1934年以容庚為主導的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的成立，便是這一命題的探索與實踐。書畫不屬于金石考古的對象，然而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的成立和考古出版活動，意外地激發(fā)了容庚重啟書畫鑒藏與研究的欲望。借考古學社出版的機遇，容庚編撰《頌齋書畫錄》（圖4）《伏廬書畫錄》以及《二王墨影》合稱“書畫鑒三種”，于1936年由燕京大學考古學社印行。
圖4《頌齋書畫錄》書影之
《陳善擬元八家山水冊》，1936年
圖片來源：容庚：《頌齋書畫錄》
中華書局，2011年，第22-23頁
這次出版給容庚帶來了擴大書畫收藏的契機。容庚是年如此陳述為何從有“不言書畫者十有五年”到“復泛覽言書畫之書”的轉(zhuǎn)變：
比來北平，不言書畫者十有五年，即古物陳列所及故宮博物院開書畫鑒定會，亦不多往。今年春，季寶銘[21]君來索印件，檢所藏書畫十數(shù)卷軸與之，乃復泛覽言書畫之書。[22]
“古物陳列所及故宮博物院開書畫鑒定會”尚未能喚醒容庚對書畫的興趣，而來索印件的季寶銘卻使容庚“復泛覽言書畫之書”，可見編撰《頌齋書畫錄》對容庚的影響之深。容庚編撰此書畫錄的學術出發(fā)點是有感于當時可見的論書畫之書存在種種缺陷。具體言之“其失有五”：“泛、翳、瞽、陋、偽”；容庚希望《頌齋書畫錄》能以“合譜錄、收藏、傳記三者于一書”補此五失。[23] 張伯英于1936年為《頌齋書畫錄》撰寫序，力陳此書“善者有四”：“附以攝影，得失不可復掩”；“真影常留，足供考古者之探索”；“隨得隨錄，為名跡之無盡藏”；“展卷即在，無揀書之勞”。[24] 1948年容庚在《頌齋書畫錄》基礎上進一步撰寫《頌齋書畫小記》時，回顧1936年前鑒藏經(jīng)歷，再次強調(diào)了編撰《頌齋書畫錄》為重啟書畫鑒藏的重要契機：
余少好書畫，至北平以后，轉(zhuǎn)收金石書籍，繼以吉金。一九三六年，印行《頌齋書畫錄》，自慚寒儉，頗有續(xù)收之志。[25]
1936年容庚重拾書畫之好，再次體驗到少未竟學的書畫帶來的樂趣，《頌齋書畫錄序》中一段陳述可見這種心賞的況味翩然于紙上：
六月暑假，鄰居多避暑于北戴河。而余乃于書城中伏案疾書。薰風時來，書冊作蝴蝶舞，輒閉窗拒之。憶“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之句，逌然失笑。此《書畫錄》正余之《銷夏記》也。固知移山之計非一蹴可幾，然中心好之，期以此自遣。安得使余多暇日又多閑錢，以廣搜博覽窮古今之書畫人哉！[26]
1936年是容庚自北上以來第一次檢視其書畫收藏。與金石書籍與吉金相比，所藏書畫的規(guī)模顯得相對“寒儉”，也與容庚內(nèi)心對書畫的珍視不成正比。于是在不言書畫十五年后，容庚決心重啟書畫鑒藏。對吉金的收藏容庚尚且可“斥巨金取彝器”，故“多閑錢”并不成問題，至于“多暇日”，卻意外地由世變帶來。
容庚 篆書臨頌簋軸 1930年
莞城美術館藏
糾結：評量金石尋常事，每愧人稱作畫人
在容庚開始重拾書畫之好不久，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容庚在北平淪陷區(qū)的生活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從1937年末到1941年末，容庚身處燕京大學這座美國人創(chuàng)辦的教會大學，得以在淪陷區(qū)暫避日本人的占據(jù)，可稱為“孤島時期”；從1942年到1945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燕大淪陷，容庚并沒有跟隨燕京大學西遷成都，而是繼續(xù)留居北平，可稱為真正的“淪陷時期”。在此期間，容庚有任職于偽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這也導致了容庚抗戰(zhàn)勝利后遭傅斯年驅(qū)逐，被迫離開北大，南歸廣東。1948年，容庚回顧“孤島時期”這段歲月時寫道：
北平淪陷，燕京大學以國際之故，雖可茍安，亦苦壓迫。排憂解慍，莫逾書畫。陸志韋教授與有同好，財力能奔走估人。對門而居，就余品評，所見彌廣。[27]
1941年12月8日，是容庚在北平淪陷區(qū)生活的一個分水嶺。美日宣戰(zhàn)后燕京大學徹底淪陷，容庚雖僥幸逃過被捕，[28] 但其戰(zhàn)時艱難生活亦宣告來臨。1942年，燕京大學西遷四川成都，當年9月在蓉復校。在此轟轟烈烈的燕大復校運動中，容庚并沒有參與，而是選擇留守北平。
燕大淪陷后的際遇使容庚的金石收藏難以為繼，反而為其書畫收藏的進一步擴大提供了契機。關于金石文字學與書畫鑒藏研究的輕重先后，容庚不止一次論及。表達得最為明了的是《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偽作》之引言：
九一八之變，東北三省淪陷于日寇，悲憤不寧，國亡是懼，求所以安謐余腦者，莫書畫若，于是購取書畫之書讀之。閑復搜羅明清兩代名家真跡，力不能得，輒臨副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zhàn)爭起，英美海軍殲焉，蹶起與日寇宣戰(zhàn)。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輩希望之日至矣�！庇嘁嗄钗釃倌攴e弱，庶幾奮發(fā)為雄乎。戰(zhàn)爭頻年，幣制日紊。教授月奉，曾不足以易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八口之家，何以為生？斥賣書籍彝器之屬，忍死以待時清。金石之干燥無味，終不若書畫之足供怡悅，于是治書畫之日漸多于金石矣。[29]
金石與書畫，在學者容庚之理性看來，固然前者更重要，若金石與書畫對其的精力消耗上發(fā)生沖突，容庚毫無疑問會選擇金石。因為金石學是容庚安身立命之學問，是其定義人生價值、取得社會地位乃至獲得經(jīng)濟基礎的根源。
金石學雖為容庚學術之本，然每逢世道變故的艱難之時，容庚往往能獲得書畫收藏的契機。故有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變，東北三省淪陷于日寇，悲憤不寧，國亡是懼，求所以安謐余腦者，莫書畫若，于是購取書畫之書讀之”。乃至抗戰(zhàn)期間的1941年，容庚會產(chǎn)生金石學干燥無味之感，而書畫才是通向內(nèi)心怡悅的法門，因而治書畫日漸多于金石。容庚在晚年所作自傳中，提起北平日據(jù)時期，書畫收藏與創(chuàng)作規(guī)模漸豐的情況，既自豪于自己在七年內(nèi)獲得書畫收藏一百卷，又為自己以一夕之力臨沈周《苕溪碧浪圖卷》頗為得意。[30]
自其重拾書畫之好以來，書畫收藏規(guī)模逐漸擴大。并在此基礎上臨摹與研究不輟。然而在若干篇嚴肅的書畫研究學術論文寫就之后，容庚依然為其對書畫所作的努力心有糾結。容庚金石學家的身份認同對書畫鑒藏起著反向作用。容庚又無法回避“安謐余腦者，莫書畫若”及“金石之干燥無味，終不若書畫之足供怡悅”等書畫帶來的真實感受。同時，又生金石書畫本末倒置，恐“顧此失彼”的糾結，并應“自戒”。1943年9月5日，容庚迎來50歲生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是日為予五十誕辰，因虎疫四城關閉，黯然度過……予近來頗好書畫，亦當以此自戒，復歸考古，庶不至顧此失彼乎。東坡詩：“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碑敃鏖郝�(lián)以銘座右。[31]
后來容庚在作于1965年勞動節(jié)的《歷代名畫著錄目序》道出早年多留心金石而略書畫的原因，與50歲時的心跡并無二致：
我對于書畫原有很大的愛好。早年感于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的話，故金石以外，不敢多所旁騖。[32]
而在1944年與徐宗浩和詩時，容庚再一次表露了癡迷書畫而疏于金石的“愧疚”：
早修改《飛白考》。下午至北大授課，并開院務會議。徐宗浩贈詩……和之云：“水竹云山記偶親，廿年投筆走京塵。評量金石尋常事，每愧人稱作畫人。”“書畫搜藏只自憐，里局淪陷半成煙。如何君竟癡于我，假去完庵未得眠�！盵33]
據(jù)黃光武回憶，容庚曾在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對其言：“在燕京（燕京大學）總有一點事做，燕京一關門，著作之事永畢。研究書畫不是主要工作。一個人不是不想做事，現(xiàn)在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督鹞木帯分皇亲餍┬抻喍�。”[34] 同樣的說法能在譚步云的陳述中得到互證：“希白先生曰：‘吾自歸嶺南，無一字著述�！b齋夫子頗怪之，曰：‘先生有《叢帖目》《頌齋所見所藏書畫小記》《歷代名畫著錄目》等，凡數(shù)百萬言，胡謂無著述？’希白先生曰：‘是皆游戲筆墨也。焉可以學問目之？’”[35]
這些后來的述說對應了當時“評量金石尋常事，每愧人稱作畫人”之句。這句詩道出容庚內(nèi)心中對金石與書畫之間所作努力此消彼長所產(chǎn)生的緊張感。但矛盾的是，理智上近書畫而遠金石產(chǎn)生了一種不務正業(yè)的愧疚感，但感情上悅書畫卻是比考金石更能撫慰容庚淪陷期間苦悶的內(nèi)心。
容庚 國畫山水軸 廣東省博物館藏
容庚這種對愧疚于沉溺書畫同時又因心賞而生怡悅的糾結心緒，大致在其北平歲月的最后數(shù)年方逐漸抹平，亦最終直面書畫的安謐與怡悅。于省吾曾作《容希白傳略》，撰寫時間大約在1949年后。當中記錄二人一段對話，可以推測這段對話發(fā)生在容庚仍處于北平并大量作畫的時期：
君近數(shù)年來，忽撢研六法，昕夕臨摹，孜孜不倦。
余嘗戲謂君曰：“業(yè)貴乎專，茍吾之所業(yè)，不足以抗衡古人，睥睨一世，雖勿為可也。況近世畫家林立，咸有師承，致力專且久，君雖聰敏邁人，而僅以歲月旦夕之勤，與之品高下，角優(yōu)劣，君其望塵軌追景跡而莫之逮乎？”
君曰：“否！否！余幼學繪事于從叔祖椿，嗣以從事金石著述，因而中輟者二十余年。茲復理舊業(yè)，茍歲月有待，當有所就。且微此無以發(fā)吾胸中之奇，豈與俗史爭短長乎！”
余默爾無辨。后每過其寓齋，必以所繪數(shù)紙見示，于諸名家無所不臨。其筆勢超拔，皴法布置，骎骎入古。間作枯木竹石，極為疏逸。蓋君素工書，尤擅篆籀，以篆籀之筆為畫，其蒼潤迥異恒蹊。
余又戲謂君曰：“此乃文士遣興之作，非山水宗工，可與吳愙齋相伯仲乎?”
君曰：“余之造詣，奚止于此！”然則君于繪事之孟晉，殆未可以測其所至也。[36]
當容庚被于省吾問及為何在金石之外又沉迷作畫時，其態(tài)度似乎與此前日記與文章所表達的“慚愧”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zhuǎn)變。于氏所言“業(yè)貴乎�！币呀�(jīng)不能成為容庚鑒賞與創(chuàng)作書畫的障礙。書畫不再是未能竟學的“癖好”，而是“茍歲月有待，當有所就”的舊業(yè)——只不過因為從事金石學，書畫無奈中斷了20余年。事業(yè)與事余的觀念，不再是金石與書畫之間的鴻溝。而且作畫最重要之效用是“發(fā)吾胸中之奇”。在金石研究因各種緣故難以為繼時，容庚終于直面書畫的魅力，毫不掩飾地稱“且微此無以發(fā)吾胸中之奇，豈與俗史爭短長乎！”，更云其造詣止于與吳大澂相伯仲。這就為容庚在1936年到1946年這段北平歲月的最后十年大規(guī)模地展開書畫收藏、研究和創(chuàng)作找到了內(nèi)心的依據(jù)。
容庚 篆書八言聯(lián) 東莞市博物館藏
釋文：德量淹正風識明允，神表峰峻器宇弘深
結語
本文以容庚立金石文字學之志為起點，探討其如何在鄧爾雅、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引導下進入金石學的堂奧，如何在民國北平的學術共同體中尋覓自己的學術身份。與此同時，容庚的內(nèi)心產(chǎn)生一道心理縫隙，金石與書畫的糾結一直存在于其精神世界中。
書畫這一早年在容庚心里埋下的興趣，因“金石以外，不敢多所旁騖”而暫且擱置，其重拾又多與世變與際遇有關。當金石無以為繼時，書畫便繼而為之。在此過程中伴隨容庚的仍是心有旁騖的愧疚感，因而有“予近來頗好書畫，亦當以此自戒，復歸考古”的自省。
晚年容庚
金石與書畫的糾結，可謂貫穿于容庚的一生。最終，金石與書畫兩個變量，在容庚內(nèi)心從“一正一負”的此消彼長關系，變?yōu)椤褒R頭并進”的相輔相成關系。在其后半生，書畫在其內(nèi)心的地位上升至與“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同等的地位，發(fā)揮著“微此無以發(fā)吾胸中之奇，豈與俗史爭短長”的作用。在此之后，其內(nèi)心消散了寄情書畫玩物喪志的心理負擔。不僅如此，對書畫的研究，更成為其學術上的新領地，在金石學無法繼續(xù)開疆拓土只能做局部修補時，對書畫的研究成為了其晚年足以抵抗殘酷歲月的學術法門，以及人生存在的精神動力。
注釋：
[1]李鑄晉、萬青力：《中國現(xiàn)代繪畫史·第1卷（1840-1911）》，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1頁。
[2]實際上，容庚雖為金石學家，但其書畫鑒藏趣味在四王正統(tǒng)一路，對金石書畫并不偏好，曾言“一不買賓、悲二鴻，二不買昌、白二石”。參見吳泰：《和容希白先生一起看畫》，廣州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文史·第79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4頁。
[3]直至晚年，容庚花巨大精力撰寫《頌齋書畫小記》時，依舊認為書畫研究，聊以自娛，不足稱道為學問。
[4]應為民國十一年，手稿有誤。
[5]即《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善齋彝器圖錄》《頌齋吉金錄》。
[6]容庚：《容氏家乘》（手跡），《頌齋珍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0頁。
[7]容庚：《容庚自傳》（手跡），《名家翰墨資訊》1994年9月第2期。
[8][29]容庚：《倪瓚畫真?zhèn)未尕肌�，《頌齋述林》，中華書局，2011年，第235頁。
[9][10][11][16][17]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經(jīng)部四十·小學類。武英殿本。第一至二頁、第六十二頁；卷八十六·史部四十二·目錄類，第二十一頁b；卷一百十二·子部二十二·藝術類，第一頁、第三十八頁。
[12][13]繆荃孫等（顧廷龍校）：《陸增祥致》，《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頁。轉(zhuǎn)引自查曉英：《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思想譜系》，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3頁。
[14]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1頁。
[15]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原載于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950年第1期，轉(zhuǎn)引自張光直等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頁。
[18]容庚：《雕蟲小言》，《小說月報》1920年第10卷第3號。
[19][22][23][26]容庚：《頌齋書畫錄序》（1936），《頌齋書畫錄·伏廬書畫錄·歷代著錄畫目續(xù)編》，中華書局，2011年，第7-8頁。
[31][33]容庚著、夏和順整理：《容庚北平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第700頁、第720-721頁。
[25]容庚：《頌齋書畫小記》（下），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3-859頁。
[27]容庚：《頌齋書畫小記·自序》，《南國》，1949年1月創(chuàng)刊號。
[20][30]容庚：《容庚自傳》（手跡），《名家翰墨資訊》1994年9月第2期。
[21]容庚在各類著述中并沒有記錄此人身份，通過《容庚北平日記》推測，季寶銘應為一位從事攝影印刷出版行業(yè)的工匠技師，且有可能正是琉璃廠有名的鑄新照相館的員工。《頌齋書畫錄》《伏廬書畫錄》與《頌齋吉金續(xù)錄》的出版拍攝均由季寶銘經(jīng)手。
[24]張伯英：《書畫鑒序》，《頌齋書畫錄·伏廬書畫錄·歷代著錄畫目續(xù)編》，中華書局，2011年，第5-6頁。
[28]由于“九一八”后，容庚為燕大中的“抗日十人團”之一，故1935年曾有被日本人逮捕的危險，該年11月12日容庚記，聞“日人逮捕名單列余名”，并一笑置之�！度莞逼饺沼洝罚�438頁。
[32]容庚：《歷代名畫著錄目序》，《容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8頁。
[34]黃光武：《容庚<金文編>諸版序言漫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
[35]譚步云：《容庚先生言行錄》，《南方周末》2019年5月30日。
[36]此為手稿，今藏于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作者為于省吾，2014年由吳振武點校印行，見雙劍簃主：《容希白傳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中華書局，2014年，第1頁。
來源：《美術研究》2023年第6期、和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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