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伯年繪畫的成功之處，就在于他不僅能從前人優(yōu)秀的繪畫傳統(tǒng)中吸收造型的經(jīng)驗，更能大膽地借鑒西洋畫的素描寫實因素，將之融入中國畫的傳統(tǒng)筆墨之中，壅造人物形象，從而擺脫了明清人物畫“千人一面"、“陳陳相因"的陋習。

任伯年（1840一1896）是我國近代杰出畫家，是海上畫派中的佼佼者。他的杰出藝術成就受到世人矚目。任顧初名潤，字小樓，后字伯年，浙江山陰（今紹興）人。父親任聲鶴是民間畫像師，大伯任熊，二伯任薰，已是名聲顯赫的畫家。少時受家庭的薰染，已能繪畫。

任伯年的繪畫發(fā)自于民間藝術，他重視繼承傳統(tǒng)，融匯諸家之長，吸收了西畫的速寫、設色諸法，形成自己豐姿多采、新穎生動的獨特畫風。任伯年的山水畫創(chuàng)作不多，早年師法石濤，中年以后兼取明代沈周、丁云鵬、藍瑛、并上追元代吳鎮(zhèn)、王蒙，以縱肆、勁真的筆法見長。

與任熊、任熏、任預合稱“海上四任”，又與蒲華、虛谷、吳昌碩合稱“海上四大家'其人物畫重視寫生、勾勒、點族、潑墨交替互用，賦色鮮活明麗，形象生動活潑，且題材廣泛�；�鳥畫更富有創(chuàng)造，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筆見長，后吸取惲壽平的沒骨法，陳淳、徐渭、朱耷的寫意法，筆墨趨於簡逸放縱，設色明凈淡雅，形成兼工帶寫、明快溫馨的格調，這種畫法，開辟了花鳥畫的新天地，對近現(xiàn)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山水畫構圖布局變化多端，筆墨技巧能跳出傳統(tǒng)窠臼，別具一格。書法參以畫意，大小傾側，整齊參差，一氣呵成。開創(chuàng)一代畫風，成為晚清畫壇上振衰起弊、繼往開來的重要代表。徐悲鴻稱譽他為 “仇十洲后中國畫家第一人。

探討任伯年人物畫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筆墨和造型上來看，任伯年的人物畫是屬于傳統(tǒng)型的。從他師法的淵源不難看出：陳老蓮的人物畫風對他有著重大的影響。尤其在他早年創(chuàng)作的《松下問道圖》（同治丁卯1867年創(chuàng)作）、扇面畫《戲嬰圖》等作品中，無不體現(xiàn)著陳老蓮古拙怪誕的人物造型特征。在故宮所藏任伯年所作《斗梅圖》中，畫家不但畫法追溯陳老蓮，并且落款為“臨小蓮"字樣，旗幟鮮明地將自己歸屬于陳氏陣營。

由此可見任伯年人物畫取法高古拙異，力矯明清以來文弱嬌靡之弊的繪畫意識。另外，在任伯年早年的人物肖像畫中，不少面貌寫實的技法，來自于19世紀前半葉著名肖像畫家費曉樓，在任伯年早期的人物畫中，也常見“小樓"別字署款，如浙江省博物館館藏之《梅花仕女圖》（1866 年作）。由此可見任伯年曾一度醉心于費曉樓的仕女畫。陳老蓮、費曉樓對任伯年的繪畫影響，在他中年，乃至晚年的人物畫中也常有顯現(xiàn)。

任伯年繪畫的成功之處，就在于他不僅能從前人優(yōu)秀的繪畫傳統(tǒng)中吸收造型的經(jīng)驗，更能大膽地借鑒西洋畫的素描寫實因素，將之融人中國畫的傳統(tǒng)筆墨之中，塑造人物形象，從而擺脫了明清人物畫“千人一面”、“陳陳相因”的陋習。任伯年生活的時代，正逢上海開埠，西洋畫涌人國門，強烈充斥著中國的傳統(tǒng)繪畫。對此，畫壇亦作出了不同的回應，既有堅守“國粹”的保守派，也有迎合西洋的開放派。而海派繪畫藝術正是在這兩種不同文化背景和審美趣味的藝術相互吸收、融合之間，開創(chuàng)出了一種既有中國畫的傳統(tǒng)又富有時代性的繪畫面貌。

海派畫家在堅守傳統(tǒng)筆墨的同時，自覺或不自覺地融人了許多西畫的意識，例如對色彩的廣泛運用、水彩畫技法的借鑒吸收，等等。而任伯年正是看準了西洋畫中人物寫實性這一顯著特征，積極地通過素描、速寫的手段吸取造型的經(jīng)驗。史料有載：任伯年在與一位西畫素描基礎深厚的好友劉德的交往過程中，養(yǎng)成了畫速寫的習慣。

每每外出，必備一手折，常常寫下有特征的人和景物。這一手段大大地提高了畫家的造型寫實能力，使得此前從古人肖像畫人手的任伯年在創(chuàng)作中已掌握的默記的造型能力，與西畫寫生的方法相結合，中西畫法相融貫，遂而畫技大增、如虎添翼。今天，我們從不少任伯年存世的人物肖像畫中，都可以看出西畫素描對他繪畫造型的補益。如他為吳昌碩所作的肖像畫《酸寒尉像》、《蕉蔭納涼圖》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畫家對人體造型結構的認識理解，已突破了古人的筆墨傳統(tǒng)，流露出素描寫生的潛意識。

在浙博所藏一幅中年男子持竹杖肖像畫作品中，作者在對象面部、手部的刻畫中，滲人了極強的素描關系。如對面部骨骼結構的描繪，已不同于古人平面化的處理手法，而是借用了一些淡墨的皴擦、渲染，表現(xiàn)出結構的高低凹凸起伏。正是因為任伯年抱著積極和包容的藝術態(tài)度，接受并有選擇地運用了西畫中的造型技巧和手段，才使得他的人物畫突破了明清束縛久矣的陳規(guī)舊路，開創(chuàng)了一條中國畫傳統(tǒng)與西畫相結合的人物繪畫發(fā)展的新路。這不僅成就了任伯年，使其一躍成為畫壇矚目的新星。

超凡和扎實的造型能力是任伯年人物畫取勝的決定因素。而豐厚的筆墨功夫，也使得他的人物畫勝人一籌。談到任伯年的筆墨，就不能不提到他在花鳥畫領域的非凡造詣。任伯年的花鳥畫有著豐厚的筆墨傳統(tǒng)。從早期師法陳老蓮和宋人雙鉤設色花卉，師從任薰的小寫意花鳥畫，和一度醉心于新羅山人華的墨韻情致，到目睹八大山人作品的真跡，頓悟筆墨的天機。任伯年一生創(chuàng)作了相當數(shù)量的花鳥畫精品，其中涉及翎毛、花卉、鞍馬、走獸、草蟲等，可謂無所不精，無所不通。

任伯年長于花鳥畫，從淺層次來看，不僅使得他在人物畫作品中的環(huán)境配景，可與其人物的超造型水準技巧相當；從深層次來看，花鳥畫的筆墨造詣更直接地促進了人物的筆墨技巧。在日后興起的浙派意筆人物畫，也是因為將傳統(tǒng)花鳥畫的筆墨技巧與嚴謹?shù)娜宋镌煨拖嘟Y合，走出了一條現(xiàn)代人物畫寫生和創(chuàng)作的新路子。而早在半個世紀之前的任伯年，就成功地將這兩種繪畫元素結合在了一起，可見他的藝術探索，對后來中國人物畫的發(fā)展有著積極的影響和引導性的作用。

作者：喬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