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來源：南方都市報

現(xiàn)任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講席教授、中西書院院長的知名學者劉東是八十年代文化熱中的積極分子。他相繼參與了“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等在改革開放后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系列叢書的策劃、譯介、編輯、出版工作。1988年，劉東又開創(chuàng)了國內(nèi)規(guī)模最大、延續(xù)最久的中國研究學術譯叢“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后來又拓展了“人文與社會譯叢”“西方日本研究”“西方韓國研究”“同一顆星球”書系等。

本文原題“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三十年與我的學術研究生涯的三十年”，系獨立書評人許金晶和南京出版?zhèn)髅郊瘓F副編審孫海彥于2018年10月27日下午在清華大學對時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的劉東教授的專訪，比較系統(tǒng)地梳理了劉東老師主持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三十年的學術出版與研究歷程，感謝作者授權群學書院全文發(fā)表。

延伸閱讀

劉東：讓孔子和蘇格拉底對話

我的學術研究生涯

與“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三十年

文 | 許金晶、孫海彥

許金晶：今年（編者注：2018年）是“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在引入訪談主題之前，請您梳理和介紹一下您個人的求學經(jīng)歷與學術研究生涯。

劉東：我老家在山東，生在徐州。五年級的時候因為文革停課，而“復課鬧革命”之后，也只上了很短時間的初中。15歲就被分去徐州機械廠做童工，，這個廠子后來改名叫徐州礦山設備制造廠。在工廠8年后考大學，陰差陽錯考到了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以后分到浙江大學馬列教研室，就是后來的社科系。但南大的老師還懷念我，就把我調(diào)回來了。一兩年后我不滿意自己，又考到北京，跟李澤厚老師（1930-2021）讀博士。我還沒到北京，我的本科論文《西方的丑學》已經(jīng)被“走向未來”叢書出版了。當時北京的思想文化界正處在比較火熱的狀態(tài)，有“老中青”三個山頭，老的叫“中國文化書院”，中的叫“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青的叫“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劉東：《西方的丑學》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走向未來”叢書之一

許金晶：就是三聯(lián)的那個。

劉東：那時候還不是三聯(lián)。最早的時候叫“中國與世界”，第一本書是在工人出版社出的。李澤厚說“中國與世界”像是說旅游的，就在前面給加了一個“文化：”，很拗口。但當時文化界剛學會洋腔洋調(diào)，喜歡什么東西都加個“：”。三聯(lián)書店本來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個副牌子，有點類似現(xiàn)在的東方出版社，獨立出來后，他們正好有這么個大計劃，包遵信（1937-2007）就介紹我們認識了。其實到現(xiàn)在三聯(lián)書店自己選題一般是比較輕的，只有這個選題是比較厚重的。我在外地時已經(jīng)是“走向未來”和“文化：中國與世界”這兩個叢書編委會的成員了，自然也就急于進京。二十世紀下半葉，那一段時間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最為活躍，尤其是北京。

“走向未來”叢書部分書影

我在浙大和南大都是教西方美學史�？疾┦繒r，報考的是中國美學史方向，但導師用西方美學史作考題。現(xiàn)在看起來這個理由不一定對：越是搞古老的東西，越是要用最新的方法。《美的歷程》是這么寫的，李老師也這么提，正好也符合我當時的知識結構。我沒有讀過碩士，但因為《西方的丑學》出版就作為同等學歷考了，這和我今天能坐在這個辦公室有非常大的關系。畢竟在李澤厚門下，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深深嵌入了我的生命中，后來無論是做漢學、國學、美學，都跟這個有關，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大的轉向。

李澤厚先生

前幾天《現(xiàn)代快報》的陳曦問我，是1989年還是1990年畢業(yè)？我的同屆同學都是1989年畢業(yè)的，那時我也寫完博士論文了，可突然不許我的老師主持答辯。我就到歌德學院學了一年德語。他本來是中國學術界第一人，突然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批判目標，后來氣氛又放松了，我就在第二年答辯了。答辯后被分到社科院外文所理論室，有段時間分出了比較文學研究室，我也是成員。過了十年我調(diào)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了十年比較文學。還在北大開了國際漢學的課，招了一些博士生。那時“海外中國研究從書”大概十多年。

許金晶：對，十年多了。

劉東：已經(jīng)有一定的聲勢了。比較文學研究所做了一個項目，嚴紹璗（1940-2022）一直在研究日本漢學，孟華研究歐洲漢學，把我拉進來研究美國漢學。實際上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不太一樣的，他們兩人都研究比較老的漢學家，這些學者已經(jīng)不在人世了。我研究美國漢學正好相反，研究的漢學家大都是當世的，我也都見過，個別沒見過的人我講課時都要特別提出來，比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表示很遺憾。

上：列文森；下左：拉鐵摩爾；下右：費正清

2009年我到了清華國學院。在此之前，北大、清華兩個學校的接觸就很多，也互相挖人，我們沒動心，后來邀請我們來恢復清華國學院。這就把我們吸引住了。清華國學院是文科類學術的圣地，能恢復的話，我們想請誰，誰都會來。國學院的幾位導師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開山，盡管他們的學術觀點不見得人人同意，可開山就是開山。比如王國維（1877-1927）的《紅樓夢評論》，句句我都不能同意，但這篇文章不光是新紅學的開山，還是中國美學的開山，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開山，我這一輩子做的研究都跟這些有關。北大的文科生是全國最好的一批，在那邊教書，我原本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什么特別的挑戰(zhàn)了，再招學生，再寫書，再開課，也就這樣了。在清華國學院還會有新奇感，還會遇到新的挑戰(zhàn)，后來我創(chuàng)辦了三個系列叢書。我在北大除了教書，是以培養(yǎng)博士生為主的，到這以后也帶博士生，但帶的博士后更多�？赡車鴮W更難，它是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總稱，無論是學文、學史、學哲，到我這觸類旁通，增加兩年的修養(yǎng)，師徒之間其樂融融。如果是剛讀博士，跟他講國學，恐怕他頂多鉆一個小的牛角尖。

1926年，清華國學研究院首屆畢業(yè)生師生合影

這又十年了。除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是堅定不移地堅持了三十年，我的性格大概過十年就會不安分，如果在美國，說不定換個城市。在中國我換了三家最主要的最高學府，每家十年，都在北京。其實我更喜歡有挑戰(zhàn)性的。清華國學院已經(jīng)很不錯了，人雖少，卻都是精兵強將，算是一方重鎮(zhèn)。

許金晶：您1988年創(chuàng)辦“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的時候，正在社科院讀博士。當時是怎樣的契機促動您創(chuàng)辦了這套叢書，您又是怎么找到江蘇人民出版社做出版合作對象的？

劉東：這就要說到幾個積極因素。第一個積極因素是我內(nèi)心的閱讀沖動和求知欲，我一直在大量閱讀，但當時在中國能夠讀到的外文書還是很少的。而我當時工作和求學的單位在這方面具有其他地方不具備的優(yōu)勢。哲學方面，社科院哲學所的外文藏書為我的閱讀提供了很大便利。哲學所的幾代學者，從金岳霖（1895-1984）、賀麟（1902-1992）開始，到李澤厚老師包括葉秀山先生（1835-2016），一直在豐富所里的藏書。哲學所的哲學類外語書當然比不上哈佛，但一般的美國大學還不一定比得了我們。

另外，吸引我來北京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北京的藏書要比外地豐富得多。國家圖書館那時還在北海，叫北京圖書館，有不少外文藏書�？上У氖钱敃r不能辦新的借書證。不過，好在我有個親戚有一張國圖的借書證，他在文革前就辦了，但這個親戚年事已高，我就把我的照片貼在他的照片下邊，寫上“已同意”，蓋上章，我?guī)退�去借書。國圖有一個西文新書陳列室，我老在那翻書、讀書，一方面查閱與博士論文有關的資料，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海外漢學方面的好書。

北京圖書館舊址（現(xiàn)為國家圖書館古籍部）

當時北京會有一些漢學家過來，他們喜歡去社科院近代史所和人大清史所，這兩家是知道海外漢學信息最快的。當時每個人做研究時可能知道一些與自己的領域相關的海外學者，比如梁漱溟（1893-1988）肯定知道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李學勤（1933-2019）肯定知道艾蘭（Sarah Allan），但總體上大家對漢學家知之甚少。不過，這一點的知曉還是很大程度上讓我們感到好奇而且興奮。他們的研究這么獨特，質(zhì)量也不錯。我對漢學的喜歡最早是在浙大時，那時借了一套兩本非常奇怪的書，商務印書館在中國最為艱難的時候出的，叫《外國資產(chǎn)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從書中我第一次知道拉鐵摩爾，而費正清以前就知道，這次看了一些說法。后來南大慶�！拔逅摹钡臅r候要我講話，我專門引用了費正清，說青年的概念太模糊了，“五四運動”按照費正清的說法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以獨立的姿態(tài)走上歷史舞臺，應該是知識分子節(jié)。我有了這方面的愛好，就不斷在國圖和社科院看這類書，這是一方面。

《外國資產(chǎn)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

商務印書館1961年

還有一方面，我從南京大學年輕的同事那里得到了不少學術信息。南京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建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漢學家直接來教書了。中美中心我有不少朋友，他們也給外國人上課。這也是我了解海外漢學的一個契機，逐漸知道了一些。我們早期選的書，如本杰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Yen Fu and the west）、格里德（Jerome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費正清《中國：傳統(tǒng)與變遷》（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都不錯，這就跟之前的知識準備有關。

但光有知識準備也未必想要出書，只想不斷地看，如果沒編叢書，說不定我看的書更多，因為后來花了很多時間看稿子、找譯者。剛才我講過，我到北京來的時候，正逢整個中國到現(xiàn)在為止都沒有的文化熱潮，我又身兼兩個編輯部的編委，跟南京大學那一批朋友比，我的名聲會比他們更大一些。另外，我熟悉編輯流程，這是一個很高的技巧，可以讓我利用自己的知識優(yōu)勢，和出版社的優(yōu)勢強強互補。如果調(diào)到出版社就陷入文山會海和各種稿件的海里去了。

“走向未來”叢書開啟了制度上的創(chuàng)新，即創(chuàng)立編委會。出版社是事業(yè)單位，利用大家的學術熱情，就有了一個編外的編輯部，這是從“走向未來”叢書開始成功的，也使江蘇人民出版社動心。“走向未來”叢書什么形式都有，也寫、也編、也譯，內(nèi)容上古今中外無所不包，這是當時最早的叢書，可以說是始祖鳥。那時“文化：中國與世界”有好幾個系列了，有能掙快錢的新知文庫，是口袋書，也有大厚本，我們還辦了一個同名的叢刊。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刊書影

江蘇那邊對文化一直都是很熱忱的，不像有的地方冒進，總是溫文爾雅的，可一旦干了就成功。南京那邊有些朋友的想法就是劉東你得回來干這個事。但我到北京后忙的不得了，他們都已經(jīng)到高云嶺跟當時江蘇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史家驊開會了，我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趕緊坐車去首都機場，掏錢買機票，跟公共汽車票似的，然后上飛機，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我在飛機上修改他們給我的官樣合同，下來后打出租車到出版社，正好出版方跟我這些朋友在那僵著呢。我進來后把我改的稿子念完了，大家鴉雀無聲，最后說就這樣吧，說明這種制度文化在當時中國是最先進的。

對于“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當時出版社有不同的聲音，說外國人講中國哪能行？連漢語都說不利落。當時跟我們競爭的還有一套書，就是山西經(jīng)濟出版社的“中國當代經(jīng)濟學家文叢”，大經(jīng)濟學家講經(jīng)濟，有《于光遠選集》、《薛暮橋選集》、《許滌新選集》等等，最終是讀者們用手里的鈔票當成選票選了我們。坦率地說，那些老先生當時掌握的經(jīng)濟學知識，肯定不如后邊包括林毅夫、樊綱、郭樹清等學了新知識的人。他們比較老舊，討論的問題還沒有超出《資本論》的范圍。總而言之，一方面是制度上的創(chuàng)新，一方面是知識上的準備，這套書就出了。

“中國當代經(jīng)濟學家文叢”部分書影

山西經(jīng)濟出版社出版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是我們最早叫出的，這應當是非常領先的，當時很少有中國人知道什么叫中國研究、什么叫漢學。我們很自覺地跟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元化（1920-2008）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區(qū)別開。我關心中國近代的事情，這當然是中國研究。我的老師龐樸（1928-2015）一開始不懂，他有一天跑到上海跟王元化談得比較好，跟元化先生說，“沒關系，我回去以后就跟劉東說咱們兩家合并”。他把我喊來了，我聽了一會兒說，“你不知道，這不是一個知識領域”。盡管這套叢書的序言是我寫的，可我當時在讀博士，就找了我的兩位導師掛名。

龐樸先生

王元化先生

“海外漢學叢書”書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許金晶：龐樸先生跟李澤厚先生。

劉東：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啥也沒管。我寫的這篇序言李老師給改了幾句話，并加上了一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對這種用俗的套話并不喜歡，但也沒辦法。1989年以后，因為種種的原因，出版社提出不再由這兩位老師掛名，很長時間僵在那出不了，跟我博士論文答辯一樣。最后，還是尊重了出版社的意見，就把原先的稿子找來，刪去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老師改那幾句話，讀起來會有這樣的感覺，就是說我們面臨著西方漢學知識的海洋，產(chǎn)生了某種敬畏感。我還寫了一句，說其實我們和你們都在共同思考著這些東西。李老師改后的意思好像成竹在胸，成敗已定，歡迎論評。我想保留一種謙虛的口氣。此外，我還覺得他們的觀點不是我的觀點，漢學家不一定是政治正確的，所以我寫這句話還有政治上的考慮。也就是我們后來喜歡說的話：我并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捍衛(wèi)你發(fā)言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