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魯迅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二弟周作人雖然已經(jīng)與魯迅斷絕了近十三年的聯(lián)系，卻依然如常去上課。那一小時里，他一直在講解顏之推的《兄弟》篇，仿佛借這篇文章來回味昔日的情誼。

周家共有三兄弟，長兄周樹人（即魯迅）、二弟周作人以及三弟周建人。在他們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兄弟三人的關(guān)系極為親密，彼此間充滿了和睦與溫情。

然而，隨著一個女人的出現(xiàn)，魯迅與二弟周作人之間的感情迅速惡化，最終發(fā)展成徹底斷交，兄弟間的裂痕也由此開始加深。

1908年，魯迅和周作人仍在日本留學，兩人和另外三名留學生合租一處房子，稱為“伍舍”。正是在這里，他們結(jié)識了為住客提供餐食的日本女子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出身貧寒，性格干練，圓潤的臉龐上總是帶著和藹的笑容。她的服務態(tài)度極佳，尤其是在第一次見到風度翩翩的周作人時，便對他產(chǎn)生了好感，兩人逐漸親近，很快陷入了熱戀。

不久，周作人向魯迅坦言了自己的打算，希望娶羽太信子為妻。魯迅并未阻攔，隨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jié)婚，并在日本定居了一段時間。

然而，周作人沒有穩(wěn)定的經(jīng)濟來源，生活開支大多依賴魯迅的資助。

作為長兄，魯迅承擔起了贍養(yǎng)母親的責任。他不得不暫停在日本的學業(yè)，匆忙回國謀得一份工作。

安頓好生活后，魯迅便接母親到身邊居住，并從自己的收入中定期寄錢到日本，支持周作人一家。

盡管魯迅盡心盡力地幫助弟弟，兄弟間的關(guān)系卻因羽太信子逐漸疏遠。

婚后的羽太信子展現(xiàn)出與之前截然不同的性格——不再是溫柔賢淑的東洋女子，而變得強勢潑辣，自私且任性。

周作人性格較為軟弱，在妻子面前唯命是從，所有家庭事務幾乎都由羽太信子一手操辦。

后來，魯迅遷居北京八道灣，并將兩個弟弟接回身邊，羽太信子則成為周家的實際掌權(quán)者。

由于母親年邁，不愿再操心瑣事，家中經(jīng)濟大權(quán)便轉(zhuǎn)交給了羽太信子，家中所有開銷均由她一人決定。

那段時間，魯迅和周作人的工資都必須如數(shù)上繳，由家中統(tǒng)一支配開銷，但羽太信子缺乏理財能力，花錢如流水，很快將家中積蓄耗盡。

一度，周家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不得不靠借債維持生活。

起初，魯迅尚能容忍羽太信子的揮霍，但她的行為并未收斂，反而愈發(fā)鋪張浪費——她給兒子包車上下學，雇傭多達七八名仆人。

即便魯迅收入頗豐，也難以支撐妻子如此奢靡的生活方式，他作為一貫節(jié)儉的人，對羽太信子的作風極為反感。

矛盾逐漸激化，羽太信子借自己“當家”的身份，試圖將周家多年的老傭人王鶴照趕走。

王鶴照遭遇排擠，準備離開，但魯迅出面挽留，說道：“鶴照，不要走，母親年紀大了，有你照顧她會更安心�！�

傭人最終留了下來，但羽太信子對魯迅的敵意也更加明顯。她表面對魯迅言辭溫和，然而一旦魯迅未能及時交薪或借到錢，便立刻流露出厭煩和冷漠，令魯迅心中郁結(jié)。

因此，到了1923年前后，魯迅已不再與弟媳同桌進餐，而是獨自一人在屋內(nèi)用餐。

矛盾進一步升級，羽太信子為了排擠魯迅，竟在客廳大哭大鬧，撒潑打滾，甚至誣陷魯迅窺視她洗澡。

羽太信子平時十分跋扈，家中其他人對她的指控多半不信，但周作人卻全盤相信，盲目偏袒妻子，對魯迅冷嘲熱諷。

終于，魯迅忍無可忍，徹底絕望。他萬萬沒想到，曾經(jīng)親密無間的親弟弟竟然被妻子影響，變得與自己形同陌路，甚至視他為仇敵。憤怒與失望交織之下，魯迅帶著母親離開了周家。

然而，積蓄早已被羽太信子揮霍一空，魯迅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周轉(zhuǎn)，才租到一處新居。而他在北京八道灣的四合院，則完全被周作人一家霸占。

此時，魯迅身體狀況不佳。羽太信子得知魯迅搬出后，更加慫恿周作人，軟弱的周作人竟親手遞上了斷交信。

這一切讓魯迅病情加重，雖然積極配合治療，但最終留下了病根。兄弟兩人徹底成為陌路人，再無昔日的扶持與關(guān)懷，只有彼此厭惡。

1936年10月20日，魯迅辭世。周作人收到噩耗時，方才從震驚中慢慢回過神來�；蛟S出于人性深處的情感驅(qū)動，周作人在哥哥去世的第二天前去探望，最后見了魯迅一面。

但很快，他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往昔的兄弟情誼開始在心頭浮現(xiàn)，他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顏之推的《兄弟》篇上。

此后，周作人用自己的方式懷念魯迅，出版了《魯迅的故鄉(xiāng)》等作品。人生終有別離，昔日的愛恨情仇、親情與冷漠，都隨著時間漸漸淡去，化為回憶中的一抹余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