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曉玲：《四庫全書》“流浪”記
1933年春節(jié)剛過，一個清冷的早晨，故宮工作人員帶著第一批南遷的國寶級文物，匆匆離開北平。
這批文物中，包括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書影。（受訪者供圖）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抄叢書，共抄7部，約8億字，乾隆時期耗時13年編成，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所所長徐婉玲介紹：“《四庫全書》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中國文、史、哲、理、工、農(nóng)、醫(yī)，幾乎所有的學(xué)科都能夠從中找到源頭和血脈�！�
7部《四庫全書》分別藏于南北7座皇家藏書閣。其中四部分別藏于紫禁城文淵閣、盛京（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的文津閣，稱“北四閣”。后抄好的三部為便于江南學(xué)子借閱，分別藏于揚州的文匯閣、鎮(zhèn)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所謂“南三閣”。
可惜，《四庫全書》多部抄本因兵燹、戰(zhàn)火被毀。到20世紀30年代，只留下三部半：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沈陽故宮藏文溯閣本、北平圖書館藏文津閣本，以及經(jīng)過戰(zhàn)亂之后三次搶救補抄、人稱半部的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本。
文淵閣內(nèi)景。（受訪者供圖）
對于《四庫全書》，日本人覬覦已久。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軍便將沈陽故宮的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掠走封存。
“國家滅亡，尚有復(fù)國之日；文化一斷，永無補救之舉�！毙焱窳嵴f，那時，中國的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四庫全書》會面臨怎樣的厄運？
國難當(dāng)頭，決不讓文化蒙難的中國人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南遷4年后，1937年“七七事變”后不到一個月，一個臺風(fēng)過境、暴雨狂襲的清晨，一群書生從杭州西湖出發(fā)，帶著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消失在風(fēng)雨中，也開始了歷時9年的西行。
在紛飛的戰(zhàn)火中，“逃難”在路上的文淵閣本、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翻過車、涉過河、躲過轟炸，穿越了大半個中國，幸運的是從來沒有被炮彈炸到過。時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后來說：“像這一類的奇跡，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于國家福命�！�
其實，“國家福命”的背后是馬衡、陳訓(xùn)慈、那志良、毛春翔等等，那些定格在老照片上面容瘦削冷峻的中國人挺身而出，他們在破碎山河中奔襲萬里，完成了中華民族保護文化遺產(chǎn)的一大壯舉�！ 敖裣だ喜笕嗽诠识紬夝B(yǎng)之訊，抗建時期，能含苦茹辛，謹守崗位，便是功在國家。他日北定中原，陳年家祭，告慰靈前，上人子顯揚繼善之道……”
這是1942年6月23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駐重慶辦事處主任勵乃驥寫給駐峨眉辦事處主任那志良的一封信，撫慰那志良的喪親之痛。
每每讀到這里，徐婉玲便會熱淚盈眶。因為，1933年那個清冷的早晨，25歲的故宮職員那志良，不會想到與父親也與故鄉(xiāng)就此永訣。
1938年，陜西漢中南鄭文廟前的合影，左一為那志良。（受訪者供圖）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在存放部分故宮文物八年之久的四川樂山安谷鎮(zhèn)，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即將東歸，馬衡為當(dāng)?shù)匕傩疹}寫下四個大字：功侔魯壁。
從北平到上海，從南京到漢口
徐婉玲最近忙著籌備“國寶的長征——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場國家記憶的建構(gòu)，非常有現(xiàn)實意義”。
回想起2009年將博士論文定為《記憶與認同：故宮博物院1925-1949》，徐婉玲開始意識到自己早已進入一個具有深遠現(xiàn)實意義且亟待系統(tǒng)研究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和被譽為“亞洲第一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等眾多文化機構(gòu)被日軍有計劃地轟炸，涵芬樓所庋藏的46萬冊珍貴古籍被焚毀。徐婉玲說：“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損失。”
時任日軍海軍陸戰(zhàn)隊司令鹽澤幸一直言不諱地叫囂：“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中國人馬上可以恢復(fù)。只有把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guān)焚毀了，中國人可永久不能恢復(fù)文化�！�
此時的北平，故宮各殿里已堆滿文物。1932年2月，故宮博物院開始文物包扎、編號造冊、裝箱。
3月，偽滿洲國宣布成立，沈陽故宮藏文溯閣本《四庫全書》被劃歸偽奉天圖書館。
徐婉玲曾在一件歷史檔案中發(fā)現(xiàn)，故宮博物院理事張繼在給國民政府的密電里表示，自古以來，典籍文書是傳承文明的重要載體，故宮文物尤以《四庫全書》最為重要。
1933年1月3日，日軍攻破山海關(guān)，北平失去了最有力的屏障。1月8日，代理行政院院長的宋子文簽令將故宮文物運送上海租界區(qū)保存。
19000多箱文物，就這樣開始了流浪。
2月6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隨第一批故宮文物南遷。時任故宮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力挺南遷，稱：“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遷。”行政院也致函各界：等北平時局穩(wěn)定，會“原封運回”。
首批故宮文物運抵上海后，存入外灘仁濟醫(yī)院大樓。由于一些民眾及知識分子認為“文物長期存放在租界是不得體的”，于是在剛剛就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敦促下，國民政府將南京朝天宮劃歸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
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受訪者供圖）
1937年1月1日，故宮文物轉(zhuǎn)遷至南京朝天宮�！捌咂呤伦儭北l(fā)后，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剛剛?cè)氩啬暇┏鞂m的故宮文物，又危在旦夕。
機關(guān)、企業(yè)、學(xué)校等都在撤離，交通運輸無比緊張。大批文物滯留南京的消息驚動各方。經(jīng)過努力，11月19日，包括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在內(nèi)的4081箱故宮文物，終于裝上招商局的“江安輪”運往漢口。
戰(zhàn)火紛飛，一次次躲過劫難
“負責(zé)押運的工作人員坐在艙里，身后中日軍隊已交火，沒有人知道時局會怎樣發(fā)展，更沒人意識到以后的日子里，他們將被敵機追逐著奔跑，在炸彈的威脅下求生�！惫蕦m博物院研究員祝勇在《故宮文物南遷》中寫道。
南京淪陷后，漢口也告急。1937年底，日軍飛機開始對武漢進行大轟炸，存放在上海平和洋行漢口分行倉庫內(nèi)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時刻處于危險之中。此時的中國軍人在慷慨赴死，但護送文物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求生，不是求一己之生，而是民族精神命脈的存續(xù)與永恒。
1938年1月9日，文淵閣《四庫全書》運至宜昌僅3天后，就啟運重慶——其時，愛國企業(yè)家盧作孚抵達宜昌，指揮民生公司進行被稱為中國“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1月24日，日軍飛機開始轟炸宜昌，文淵閣《四庫全書》又逃過一劫。
文淵閣《四庫全書》等文物運抵重慶后，日本開始了對重慶無差別的轟炸。
如何在大轟炸中保護國寶安瀾，“這是當(dāng)年帶著文物南遷的故宮工作人員最焦慮的問題�！毙焱窳嵴f。
從1939年3月28日開始，文淵閣《四庫全書》等故宮文物開始分批轉(zhuǎn)運樂山。就在這批文物運出重慶10天后，曾經(jīng)存放文物的建筑被日軍炸毀。
從重慶到樂山，較大型輪船只能行駛至宜賓。宜賓換小輪到樂山后，又將一只只木箱搬到小木船上，再運到安谷鄉(xiāng)。逆水行舟，靠纖夫拉纖，十分艱難。
工作人員歐陽道達曾回憶：一次，纖夫在岸上行走，突然，纖繩斷了，滿載文物的木船被水裹挾著，沖向著名的樂山大佛。假若木船撞在大佛上，必定粉身碎骨。但誰也沒想到，船在水里漂了一段，竟然向岸邊沖去，擱淺在河灘。
文物撤出宜賓的第16天，日軍飛機向宜賓投彈100多枚。此后，日軍飛機又多次對樂山實施轟炸。所幸，藏在安谷鄉(xiāng)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隨故宮文物安好無損。
被炮彈追著“跑”，文瀾閣本曾跌入江中
文淵閣本九死一生，文瀾閣本的逃難也驚心動魄。
“一夜之間，從這么狹窄的樓梯上，搬走了全套140箱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開始了抗戰(zhàn)逃難的歷程�！闭憬瓐D書館工作人員陳誼感慨，每次站在這里，1937年8月4日的那個夜晚如在眼前。
現(xiàn)藏于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受訪者供圖）
浙江圖書館孤山分館緊鄰西湖，綠色的鐵藝大門外游人如織，熙熙攘攘。院內(nèi)卻異常安靜，一紅一白兩棟二層小洋樓在滿院綠樹的掩映下分外美麗，白色門楣上的“浙江圖書館”，仿佛在傾訴著自己的百年故事。
1912年，浙江圖書館孤山路館舍落成，一墻之隔的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移新館庋藏。
陳誼說起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在抗戰(zhàn)期間的逃難史，心情沉重：“沒有陳訓(xùn)慈先生這樣置生死于度外的愛國舉動，不會有今天這套閣書�！�
1932年，陳訓(xùn)慈出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第3天，“一·二八事變”爆發(fā)了。曾任上海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編輯、浙江大學(xué)史地系教授的陳訓(xùn)慈在回憶錄《運書日記》中寫道：“職司文化機關(guān)者，亦宜策萬全之道，以防患于未然�！�
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陳訓(xùn)慈。（受訪者供圖）
“七七事變”后，陳訓(xùn)慈開始為館藏庫書早做打算。他不斷向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廳報告，在未得到答復(fù)和經(jīng)費的情況下，仍命總務(wù)組趕制了方便搬運的書箱。
1937年8月1日，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開始裝箱。
8月4日凌晨，228個木箱，包括文瀾閣本《四庫全書》140箱、善本88箱，在浙江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護送下，開始了漫長的漂泊歲月。
第二天中午，庫書抵達與杭州一江之隔的富陽漁山。全程參與庫書轉(zhuǎn)移的浙江圖書館館員毛春翔后來回憶：“日機轟炸杭城，山里也可聞見爆炸聲�！标愑�(xùn)慈決定，繼續(xù)沿著水路“跑”，因為“一旦杭州失守，日軍旦夕渡江”。
于是，小船逆水而上，“越桐廬，至俞趙，船重水急，無法上駛”，不得已，又卸船裝車，幸得浙大校長竺可楨幫忙，從浙大遷徙的車輛中勻出一輛給圖書館用，3天后抵達建德。
12月24日，杭州淪陷，建德成了前線。在浙大幫助下，庫書于1938年1月轉(zhuǎn)運至四面環(huán)山的龍泉。龍泉舊屬處州地區(qū)。杭州筧橋機場失陷后，衢州機場成了日軍的重點攻擊目標。
于是，教育部向浙江省政府連發(fā)急電，軍人出身的省主席黃紹竑，對《四庫全書》全無了解，說“土地人民都放棄了，還談什么文物”。
1938年1月7日，陳訓(xùn)慈寫道：“今既無余錢又無交通工具，無米之炊……瞻念萬一疏失，將何以對浙人，何以對文化……”
此時，竺可楨向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建議，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應(yīng)轉(zhuǎn)移到大后方，并表示，浙大愿意支援。1938年3月，竺可楨籌集到2000元，作為到貴陽的墊付款，并派浙大教授李絜非到龍泉，協(xié)助運書。
1938年3月27日，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開始西遷，所遇險情不計其數(shù)，尤以峽口鎮(zhèn)最險。
那天，自福建的浦城至浙江江山峽口鎮(zhèn)，山勢險峻，天氣惡劣。其中一輛卡車翻車了，11箱書掉入江中，所幸書箱很沉，沒有馬上被水沖走。
第二天，江山禮賢村城隍廟的天井里，濕漉漉的庫書鋪了一地。
越來越近的炮火聲中，僅曬了兩日，半干的庫書裝箱重新上路。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搭火車，經(jīng)江西萍鄉(xiāng)，過湖南株洲到長沙，又經(jīng)湘北、湘西，于4月30日抵達貴陽，先暫存貴州省立圖書館，后秘藏于威清門外的張家祠堂內(nèi)，這時負責(zé)保管的夏定域才將入水的11箱3000余冊庫書重新曝曬。
陳誼說，陳訓(xùn)慈帶著書逃難，總能逃出日軍圍剿，躲過一次次空襲，這與陳訓(xùn)慈的地理研究功底有關(guān)。
一天，日機突襲貴陽，炸毀建筑無數(shù)。張家祠堂距市中心只有兩公里，有人建議：“貴陽北郊金鰲山上有個地母洞，可藏書，不怕敵機炸�！庇谑谴蠹铱辈炝说啬付�，發(fā)現(xiàn)這個地處山頂，被茂林覆蓋的天然溶洞“簡直就是個天然書庫”。
很快，工作人員在洞邊搭了三間茅屋，作為辦公室和宿舍。洞內(nèi)三面隔板，頂上搭斜棚，覆以瓦片，涂白灰，防漏。下置木臺，離地約2尺，周圍撒石灰……終于，數(shù)月逃難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有了藏身之地。
2001年，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工作人員張群開始管理浙圖古籍善本特藏庫房，文瀾閣本《四庫全書》保藏在其中。她偶然在庫房的舊檔案里發(fā)現(xiàn)了一張老照片：4名著中山裝的工作人員在山洞前合影，背景是洞中排列整齊的書箱，照片上寫著“浙江省立圖書館文瀾閣四庫全書貴陽地母洞藏庫攝影”，時間是1942年5月10日。
1942年5月10日，堅守地母洞的工作人員在洞前與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的合影。左二為西遷中保管庫書時間最久的毛春翔。（受訪者供圖）
“照片中著深色中山裝坐在石階上的就是毛春翔。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關(guān)于文瀾閣本《四庫全書》西遷的照片，這太珍貴了。”一直守護著庫書的張群非常激動。她聯(lián)系貴州圖書館，又翻閱資料，歷史與現(xiàn)實終于有了重合。
2011年，浙江圖書館員工重走西遷路，開始與貴州方面一起尋找當(dāng)年藏書的地母洞。因為很少有人知道這段歷史了，“費了很多周折”，2015年，地母洞終于有了醒目標識；2017年，地母洞保護宣傳利用項目動工建設(shè)。2024年，張群首次探訪地母洞，在現(xiàn)場看到復(fù)建的藏書情景，以及曬書臺青銅雕像群，她感慨：“太難走了，原來根本就沒有路，不知道當(dāng)年那一箱箱的庫書是如何被搬運上來的。由衷敬佩當(dāng)年在這么艱苦的環(huán)境中守護國寶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執(zhí)著與擔(dān)當(dāng)，值得后人感謝和銘記�！�
1944年11月，50萬日軍分三路入侵黔南地區(qū)，情況緊急，毛春翔向在重慶任職的陳訓(xùn)慈求助。最終，藏于地母洞5年之久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被陸續(xù)運至重慶青木關(guān)。
文化抗戰(zhàn)，傳承中華文脈從未停止
抗戰(zhàn)，更加激發(fā)了中國知識分子傳承中華文脈的責(zé)任感與緊迫感。徐婉玲說：“他們不僅拼命保護國家的文化遺產(chǎn)，還要在戰(zhàn)爭的硝煙中繼續(xù)學(xué)術(shù)研究和文化傳承。這些努力不僅保護了大量的珍貴文物文獻，還在文化界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推動了全民族的抗戰(zhàn)精神�！�
早在1924年北洋政府時期，為了讓更多人讀到曾藏于帝王宮苑的《四庫全書》，商務(wù)印書館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就已動議，卻一直沒有落實。
1933年2月，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為影印工作提供了便利。1933年7月，《四庫全書珍本》影印工作啟動。
1933年，影印四庫全書開始工作紀念。（受訪者供圖）
1939年10月，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隨西遷文物到了樂山，浙江大學(xué)教授馬一浮正在此興辦“復(fù)性書院”。馬一浮在征得馬衡的同意后，派人去安谷鈔謄《四庫全書》。
抗戰(zhàn)時期，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及各種豐富浩瀚的古籍，為“復(fù)性書院”提供了各種滋養(yǎng)。同樣，“流浪”而至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也為貴州當(dāng)?shù)貙W(xué)者提供了便利。
1939年4月，文瀾閣本《四庫全書》轉(zhuǎn)移至地母洞后，《四庫全書》中的貴州史料成為學(xué)者們爭相查找研究的對象。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間，借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開箱曝曬時機，貴州文獻征輯館獲準派書手到地母洞閱抄黔省資料。張群介紹，1948年，貴陽文通書局出版《貴州通志》，“填補了很多本地史料空白，其中不少內(nèi)容得益于這次抄錄”。
1943年，貴州大學(xué)校長張廷休向教育部呈文提出，把《四庫全書》中有關(guān)西南的珍本、孤本圖書選擇抄寫，但后因諸多因素未能抄寫。
2015年，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影印版出版，貴州省獲贈全套書籍。
張群說：“閣書在70多年后以這種方式回到貴州，也了卻了當(dāng)年貴州學(xué)者渴望抄寫《四庫全書》的夙愿�！�
為了躲避戰(zhàn)火，不論是“流浪”至樂山的文淵閣本，還是棲身地母洞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并未就此封存箱中。每安全轉(zhuǎn)移到一處，工作人員都會隨即展開索引編目工作，以便查找。徐婉玲說，其間在中央博物院任職的考古學(xué)家李濟前來視察，“隨便抽查幾件，工作人員不到5分鐘，就可以找到箱號”。
陪伴文瀾閣本“流浪”的時光里，偏僻的地母洞，成了毛春翔抵御戰(zhàn)爭苦難的一片凈土，他耐住寂寞，潛心研究，后來成為研究典籍版本的專家。張群說，毛春翔撰寫的《古書版本常談》，時至今日仍不失為一本極有參考價值的古籍版本入門之書，多次再版。
同樣，離開北平的那志良，在峨眉山的宿舍里與石鼓為鄰，寫下一生中最重要的學(xué)術(shù)著作《石鼓通考》。這名17歲就進故宮工作的滿族少年，逐漸成長為一位古器物研究大家。
在故宮文物西遷南路，1945年4月，馬衡連同歷史學(xué)家楊家駱等對大足石刻進行了學(xué)術(shù)考察。1946年，《大足石刻圖征初編》完成，從此藏在深山的大足石刻聞名天下。
經(jīng)歷無數(shù)磨難，庫書完好無損
“戰(zhàn)爭終于結(jié)束了，人們不用再奔波流離，擔(dān)心日軍飛機的炸彈從天而降了。”1945年8月，那志良是從電報中知道日本投降消息的。
從西遷到東歸，從南京出發(fā)又回到南京，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jīng)歷了無數(shù)轟炸，走過了千山萬水。徐婉玲介紹：“史部內(nèi)一部書背因雨水浸濕，留有水漬，其他都完好無損�！�
“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巨量文物長期艱苦卓絕的遷存，受損不及萬分之一。就算在和平時期，要完成如此大規(guī)模的文物萬里遷存與保護，且?guī)缀鯖]有損毀，也是極為不易的�！毙焱窳嵴f。
1949年1月6日，南京下關(guān)碼頭，3502箱文物被裝上“海滬輪”運去臺灣。其中包括3萬多冊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和1萬多冊的孤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有人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臺灣，屬不實之言�！毙焱窳嵴f，在全部故宮南遷文物中，去臺文物總計2972箱，占比22%。
她說：“不管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在哪里，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這段歷史也是兩岸同根同源一脈相承的最好例證�！�
1946年5月7日，經(jīng)歷了9年“流浪”后，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離開青木關(guān)，回到杭州，珍藏在浙江圖書館。
從2001年開始，張群就一直守在文瀾閣本《四庫全書》身邊。跟古籍待的時間越久，她越能理解清末丁氏兄弟搶救補抄閣書的讀書人的執(zhí)著，更理解了浙江圖書館的前輩冒著槍林彈雨保護閣書的文化擔(dān)當(dāng)�！八呀�(jīng)不僅僅是一部文化典籍，從它產(chǎn)生至今就是一部浙江人守護它的保護史。它體現(xiàn)的是一種精神，中華文脈的接力棒，靠我們?nèi)ダ^續(xù)傳承�！睆埲赫f。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文溯閣本《四庫全書》重回中國人手中。1948年7月，庫書入藏沈陽故宮地下書庫。1949年6月，東北圖書館接收沈陽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姑涝陂g，文溯閣本被運往黑龍江暫存。中蘇關(guān)系緊張時，又轉(zhuǎn)至蘭州市榆中縣戰(zhàn)備書庫。2005年7月，蘭州市仿照沈陽文溯閣所建的藏書樓落成，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才算安定下來。
“在那個戰(zhàn)亂的年代，前輩們的使命是在遷移中保護這些價值非凡而又無比脆弱的文物……幾乎人世間的所有艱難，戰(zhàn)亂、饑饉、疫病、大自然的災(zāi)患、官僚系統(tǒng)的骯臟腐爛等等，都一股腦兒地拋到他們的世界里……”祝勇完成《故宮文物南遷》后，在后記中感慨：“這樣的挑戰(zhàn)，不是今天的我們可以想象的！”
（注：相關(guān)資料參考祝勇所著《故宮文物南遷》）
來源：8月1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強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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